200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金融与发展”专题讲座，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受邀发表了“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还要市场和金融？”的主题演讲。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执行董事胡祖六先生、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先生、长江商学院曹辉宁教授、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卢锋教授等多位学者发表评论。我们分两期报告会议概况。本期简报将介绍陈志武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
卢锋开场发言
我们把金融比喻是经济的血液系统，强调金融对经济高效运行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增长，显示我国金融系统把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仍存在深层困难。从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追赶-危机-变革”规律看，我国大国开放追赶在更大范围的深刻影响现在可能还处于点题阶段。在多重转型背景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近年引发广泛、复杂、甚至敏感争议，全球金融危机使这方面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需要学术界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与媒体、公众交流沟通，理性解答和应对这些问题。
陈志武教授在国际一流金融学和经济学学术杂志有诸多发表，而且长期关注国内金融与经济发展现实问题，重视把理论、历史、数据结合起来研究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就国内一些重大热点争论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表见解并与不同意见展开探讨和争论。他近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阴谋论争论中发表的经济金融散文，观点鲜明、理据充实、文思生动、娓娓道来，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他在此前出版《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等评论集基础上，今年又出版《金融的逻辑》文集，阐述他的金融发展论并对金融阴谋论提出全面批评。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陈志武教授就金融和经济发展问题讲演，并且请其他几位专家学者发表评论。
陈志武：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还要市场和金融？
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一系列怀疑。但2009年8月经济开始好转后，认为资本主义衰竭的声音越来越少。我个人认为“金融阴谋论”和牛鬼蛇神的迷信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把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现象或力量描述成一个神话。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还要市场和金融？
首先，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实现自由的必然之路。过去三十年我们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有特定的含义：市场化改革是相对于政府权力改革而言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改变过去以政府权力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其转为由价格机制分配资源。在我看来，侧重于政府权力改革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是对市场化的一个狭义理解。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道德规范也是一股强大的隐性权力。政府权力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只有短短五十年，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比政府权力改革更重要的是，以市场化的原则代替中国类似“三纲五常”的封建文化传统。这也是今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旋律。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相比，市场化改革在解放个人，伸张个人权力，改变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方面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看香港中文大学范博文教授和他两位研究生所做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的子女结婚对象做了一系列的统计分析，时间从1991年到2006年。这项研究搜集了200个结婚事件，还有一系列的调查问卷数据。数据显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和爱情联姻的比例分别是：33%、46.5%和20.5%。关系婚姻（政治联姻加上商业联姻）的比重占到79.5%，爱情婚姻则以跨国婚姻为主。
泰国家族企业高比例的关系婚姻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市场发展的价值在哪里？试想在今天的美国，比尔·盖茨会为了扩展微软的市场，提高微软的销售额而把自己女儿嫁给一个总统的儿子，或者巴菲特的儿子吗？在美国，已经很少有家庭为了家族的商业利益，而牺牲子女一辈子的幸福。但是在今天的泰国、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个人的生活常常变为利益交易的牺牲品。诚然，挣钱很重要，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家族的利益诉求，被迫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生活一辈子，还有什么幸福和人的价值可言呢？我们强调市场发展，不单单指桌子、椅子和电脑市场的发展，也包括职业经理人和商业的规范程度。商业规范程度越高，子女成为商业交易工具的可能性就越小。
研究数据也支持上述论点。如果把150家企业所处的行业分为政府特许经营类行业和非政府特许经营的行业。在政府特许经营类行业中，关系婚姻的比例为93.3%；非政府特许经营类行业，关系婚姻的比例是78.4%。我们再把150家企业的行业分为房地产建筑类企业和非房地产建筑类企业。在房地产建筑业中，关系婚姻的比例是95.6%，同样也高于非房地产建筑业的74.87%。从这些数字说明，我们强调的市场化发展，并非源自我们对市场的盲目崇拜，而是因为市场发展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由之路，市场能具体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包括人的婚姻。
另外一项对我启发比较大的研究是加拿大某位教授和他学生所做的，关于日本家族企业特色传承方式的研究。在西方国家，所有权已经和经营权分离，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削弱了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国，委托代理问题还十分严重。为此，中国的家族企业老板喜欢把自己的企业传承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或者女儿。但是怎么保证继承者足够优秀，有足够的能力经营企业呢？所以才有了中国的古话：富不过三代。这一问题在日本也同样存在。但是相比而言，日本家族企业有自己的特点，即“女婿养子”继承制。
“女婿养子”继承制最初由三井集团开始的。大约在三百年前，三井集团老板想出了新招：把企业交给自己的“女婿养子”。“女婿养子”继承制的安排是：不一定把企业交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或者女儿，而是在企业内部找一个能力最强，最靠得住的年轻人，然后把女儿嫁给他，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一年以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成为养子后，女婿需要改变姓氏。在日本，这种有女婿、养子双重身份的人被称为“女婿养子”。例子：松下集团（1918年），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的“女婿养子”，于1973年继位；三井集团（1673年），历代掌门人中几位是“女婿养子”；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佐吉，有亲生儿子，但选择将家业由丰田利三郎（原名山利三郎）。
日本家族企业选择了介于亲子继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女婿养子”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强化了家族的信任机制，同时“女婿养子”制度强化了家族企业继承人之间的竞争。家族企业老板的儿子必须勤奋工作，并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来争取继承权。有研究把日本的公司分为三类：由亲子管理的公司、由“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和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结果发现，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业绩好于由亲子管理的公司，但业绩表现最好的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
然而，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女婿养子”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这也和日本职业经理人市场越来越发达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日本老板“女儿”们不愿意用家族企业的利益毁掉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个故事说明，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是很发达，法制不健全的经济环境下，家族企业老板的女儿往往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市场化的发展，能改变原来牺牲个人的非市场化制度安排，扩大资源参与自由交易的范围，解放个人自由选择命运的空间。中国“五四”运动空洞的口号并没有意识到，实现民主的两大基础性安排是：私有财产制和市场机制。
在中国，人作为交易工具的例子要远远多于日本和泰国。常说的养子防老更是赤裸裸的把人作为交易工具的制度安排。养子防老和金融工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子女”和“金融产品”：是可以互相替代、实现跨期价值交换的工具。金融市场提供的是没有人格的金融工具。而通过子女实现跨期价值交换，用到的是有人格自尊，有血有肉的人。
人的一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事件。除了生病、残疾以外，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是养老风险。现实世界中主要有两种养老的制度安排。一种是在青壮年抚养儿女，年老时由儿女供养。家、家族就像是“内部金融市场”。另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养老金、养老保险。既然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为什么养子防老就不好呢？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两种方法所依赖的制度体系是不同的。养子防老部分除了依赖法律制度，更多的是依赖社会道德规范类的隐性制度。这些隐性制度包括：三纲五常、孝道、名份、辈份、社会等级次序等，其中孝道最为常见。文化、伦理道德是隐性金融交易得以执行的制度架构。
养子防老以人格化方式实现经济安全，衍生出孝道。亲情是家族内部金融市场得以存在的基础，因为亲情可以极大减少显性交易成本。显性的成本虽然可以最小化，但隐性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企业老板家的保姆的小孩想上中关村小学，入学要交5万元赞助费。保姆央求老板给中关村小学的老板打电话，把这5万块钱免掉。按中国的人情，如果中关村小学校长这次看老板的面子把5万元免了，下次可能会向老板要求赞助大批电脑。老板犹豫再三，决定由自己替保姆垫付5万块钱。
除了孝道以外，养子防老还衍生出古代休妻、纳妾等婚姻制度，如“七出休妻”法则。汉朝戴德，《大戴礼记：本命篇》：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除了妒忌以外，其他六条都容易理解，都是为了保证孝道，并鼓励多生育，养育多个孩子分散投资，减少投资风险。原来我并不理解为什么妒忌也构成休妻的理由。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丈夫怎么能纳妾呢？妾少，生的孩子也少，不利于实现养子防老的目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妻子很多时候会主动要求丈夫纳妾。这个奇怪的现象背后其实有很多产权制度的安排。按照古代的孝道，儿子第一个要服侍的对象是父亲，第二个是大妈（正妻），第三个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样的制度安排便于把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激励妻子鼓励丈夫纳妾，生育更多的儿子，为今后的生活提供更高的保障。
在历史材料上，和养子防老相关的“休妻”、“典妻”和“租妻”的案例很多。下面我们看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中的1724年至1929年的两个时间序列：妾价和粮价。一年内全国各地的妾价一直在1两银子到50两银子之间波动，粮价和妾价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4。即粮价越高，妾价越低。高粮价一般出现在农业收成低的天灾年份，粮食短缺，更多的父母或丈夫为了生存而把自己女儿或妻子卖掉。粮食短缺而妾的供给上升，导致粮价和妾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女人作为工具交易的价格波动和养子防老的需要，以及经济条件关系密切。
接下来我们看金融发展如何推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文化观松动的？为看出其趋势，我们对一些地方做了抽样调查。其中大都市有北京市，大城市有山东济南、四川成都，中等城市有临沂、潍坊、内江，小城市有长庆、曲阜、隆昌，还有五个农村。对于“你为什么要养小孩”这样的问题，答案有四个：出于爱、养子防老、传宗接代和其他。大都市的样本中，回答“出于爱”的占61.8%，“养子防老”的占16.4%。在农村的样本中，回答“出于爱”的占20.5%，“养子防老”的占62.1%。这说明养子防老体系虽然使传统人的生存能力最大化，但阉割个性与个人自由。随着各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儒家文化支持下的家族内部金融市场的优越性越来越下降。
我们还研究了具体是哪类人养小孩是因为“出于爱”。我们用生孩子的原因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是否是农村，以及是否购买保险这两个二元变量最为显著。这些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个人自由、对文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渐淡化，亲情、爱情作为家庭基础的感情交流功能会更加强化。儒家孝道文化将终结，个人将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
其次，金融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但能实现人性释放，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属于投资拉动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下降，储蓄率高，并且依赖出口。国内谈金融发展，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上面，把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等同于帮助企业融资，忽视消费金融在提高居民消费的作用。其后果是企业生产资金充足，投资旺盛，但居民消费不足，产品继续依赖出口。消费金融发展不足已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之一。
为什么说消费金融对提高居民消费如此重要？对问题基本的回答是：个人的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消费意愿却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消费金融能帮助个人平滑一生的消费，带动居民消费增长，从而逐步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试想在1920年的美国，一位年收入3000美元的年轻人，如果再继续工作20年，按年收入3000美元折现，那么他现在拥有11.229万美元财富，可以购买汽车、房产，提高消费水平。也就是：金融产品的核心是缩小“未来钱””和“现在钱”的差距，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自由配置。其目的是改变个人按照过去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的行为，优化一辈子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中国的消费金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美国相比，还至少落后一个世纪。在中国，“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被普遍持有。但在美国，这种观念在1850年就因家庭缝纫机的推出而受到了挑战。1850年的美国，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左右，但主要的创新集中在蒸汽机等机械制造，还有铁路、轮船等交通行业。1850年后，工业革命开始进入家庭，首当其冲的是缝纫机。在缝纫机被发明前，手工制作一件衣服大约需要2天。而使用缝纫机能把时间压缩到2个小时。无疑，缝纫机能大大提高家庭的生产效率，但是对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而言，缝纫机的价格太高。当时美国普通家庭年收入为400美元，购买一台缝纫机要花费80美元，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20%。由于家庭妇女不参加工作，丈夫们认为缝纫机价格太高，虽提高妻子们的生产效率，但不能带来额外的收入。
1856年，I.M. Singer公司市场营销总监Edward Clark想出一招：“我们为什么不让美国家庭先用上缝纫机，然后分期付款呢？”I.M. Singer公司首推分期付款消费：首付5美元，然后，月付3至5美元，付完为止。这种金融创新今天看相当简单，但简单的金融创新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I.M. Singer公司执行分期付款后，到1876年，共售26万多台缝纫机，远超过所有其它缝纫机公司的总和！同期，钢琴制造公司也用分期付款的金融手段促销，让本来只有富有家庭才享受的钢琴，进入许多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没有分期付款，许多大宗消费品行业会大大放缓其生产速度。这样，金融创新不仅把更多“大件”带进普通美国家庭，而且也降低了高收入跟中低收入家庭的差别。
总的来说，金融创新不仅为生产提供需求，而且也有利于降低社会阶层间的距离，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安排。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个人权利到家庭、到企业、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金融。金融市场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得更好、更快的问题。市场经济最终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佳安排。
（蔡晓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