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金融与发展”的专题讲座。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受邀发表了“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还要市场和金融？”的主题演讲。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执行董事胡祖六先生、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先生、长江商学院曹辉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平新乔教授、卢锋教授等多位学者发表评论。我们分两期报告会议概况。我们分两期报告会议概况。本期简报将介绍专家、学者评论的主要内容。
卢锋评论：
感谢陈教授精彩演讲。我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得到很多启发。我同意陈教授“钱化”的基本观点：消费者可以在当期借用未来的钱消费，企业家可以利用金融制度安排借用未来预期收入贴现值用于今天投资创新，因而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我也完全同意对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发展完善金融系统尤其具有紧迫性。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当期借用未来的钱，借用到未来的哪一期是合适的？金融发展是必要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与实体经济的匹配度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适？金融制度本身设计及其参数设置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当前金融危机表明，即便在美国这样金融十分发达国家，如果在以上方面超过某个“度”，会给实体经济带来危机，也给金融行业本身带来不利影响。从这一思路看，如何通过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保证金融杠杆化不要过度，如何改进宏观政策为金融系统运行提供良好宏观环境，可能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环境对金融发展制约关系，本质上还是金融发展的“度”的问题。把传统社会“生儿防老”与现代社会利用金融实现跨期替代比较，认为当代经济增长条件下通过非血缘性金融安排进行跨期优化决策更合理更进步观点，对这一观点我完全同意。不过结合历史条件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儿防老”习俗制度的经济根源，我认为或许是因为在当时实体经济环境中，技术边界是给定的，能够带来长期盈利的投资机会较少。由于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时代条件的外生变量限制，跨期优化也就受到了限制，在投资对象上只能较多选择多子多福方式。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具有通常体力和技能的人是生产函数中最重要和最基本要素，是否可以由此解释当时制度安排和伦理观念。
学生提问1：
在中国社会，虽然金融系统还不完善，但是父母存钱，子女消费的习惯很盛行，这是否起到对金融系统的替代作用？能否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体效用？
学生提问2：
能否从代际模型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储蓄习惯？
陈志武回答：
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病态的代际均衡：父辈在对自己当前生活作效用最大化时，考虑到对子辈的帮助，因此造成自己的生活现状不甚满意，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当子女对自己生活作最优规划时，就必须考虑父母的约束，也同样会考虑对其子辈的帮助，造成同样对当前生活的不满足，再将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如此反复，造成每一代人都无法达到自身的最优生活状态。比如中国老太太省了一辈子，买了房子，房子对自己没了意义，对自己的儿子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削减了他自立的激励。所以，要想打破中国的这类病态均衡，就可以自己对一生的收入进行最优配置，而不考虑他人的影响因素。
在经典的代际模型中，都假设代际之间没有交易成本，没有效率损失；然而从现实来看，子辈和父辈之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的差异会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子女想买车，需要父母的金钱帮助，然而父母不赞成买车，这笔消费便不能成功。所以这类交易成本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如果在经典代际模型中引入各代之间效用函数形式的差异，最终的最优解也许是各代花各代自己的钱。
每一个专家、学者都有自己关于金融“度”的判断能力，然而每个人理论都会有偏差，所以，或许偶尔发生的金融危机才是检验是否过度的一种很好的机制，它会让人变得更理性，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健康。
胡祖六评论：
美国80年代初经济繁荣——高增长、低通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跨国数据来看，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在很多时候也都是正相关关系。比如股票市场的市值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债券市场的市值占GDP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在经济学实证研究中都被证明是正相关关系。这次危机引发的信用萎缩、金融市场混乱、信心缺失，导致了美国以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类现象，不仅没有否定金融的重要性，反而强调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效率对于经济繁荣、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的“富国强民”努力失败，部分也缘于现代金融体系的缺失。而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全球需求缩减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负冲击。然而大家依然对GDP增长8%充满信心，这部分由于四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可是，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完全下拨，所以更重要的原因是信贷的扩张。在政府经济刺激背后，紧跟着银行的信贷配套，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在外需萎缩时弥补了内需，使得中国经济短期回暖。
从长期来审视中国30年的发展模式——出口拉动、高排放、高污染、高投入，这样的体系肯定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而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几乎每个方面都离不开金融的发展。其一，要减弱国外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冲击，首先要扩大内需，即要刺激国民消费，伴随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两方面都需要金融的辅助。其二，高排放，高污染是由于市场失灵导致。污染排放不存在市场也没有价格和成本，因此需要补充市场。欧盟、美国已经开始实行碳排放交易，开发金融衍生产品以补充市场缺失。其三，我国想要实现从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实现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每一项都离不开金融的作用。以前苏联和美国比较，技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相伯仲，然而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科技进步——电脑、互联网、生物工程都出现在美国。因此光靠高等教育、实验室、重点工程辅助是不够的，依然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强大的刺激。
王巍评论：
一个国家处在落后状态时，国民对不熟悉、不确定的现象或事物会感到恐慌，于是试图用自己现有的知识去解释，就可能会产生某些奇谈怪论或是相信这些言论。因此，在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普及金融学观念和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经济学家不应该只停留在为政府或某些利益集团出主意，为自己空洞的理想奋斗，也应该为社会的个体服务。我国当前最缺乏的是经济金融知识的普及，让金融的正面形象深入社会。
中国现阶段的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实现，潜在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进一步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
曹辉宁评论：
在某个制度体系下的社会形态是个局部最优均衡，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研究的是，制度与当前的社会形态是如何相互作用促进发展的？
我们需要肯定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强调金融基础知识普及的重要：需要让消费者了解金融产品的特点、功能和风险，在此基础上进行自身的最优配置。
平新乔评论：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继续努力，对于30年来的经济成效评估和经济发展研究也是“任重而道远”！这方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否则知识缺乏甚至愚昧也会自行再生产，不利于开放条件下经济发展。
我们最近做一项金融研究项目，通过对陕西、江苏、云南、黑龙江等地的调研，发现在商品经济发达，金融服务体系健全的地方，高利贷利率相对比较低，反之也然。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的金融创新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云南某农村商业银行实行的小额信贷项目，通过聘用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人节省交易成本而盈利，同时也避免了与大型银行的竞争。
（潘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