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田国强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一道参加今天由我们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国际商业领袖高峰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聚焦绿色商业创新 引领企业管理变革”。我想，无论是企业管理变革，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不能脱离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来谈，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环境来谈。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将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和经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全方位复兴的进程。我今天演讲的内容与此密切相关，标题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重新崛起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重大挑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兼容的转型与发展道路，其间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等相互叠加，使得中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得以逐步确立，并且初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然而，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失、国际贸易壁垒的高筑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强化，对外开放所能够带来的巨大动能和势能已经被大大弱化，低要素成本推动和高度依赖外需驱动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要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跃居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亟待找到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从外延式增长、学习模仿向内涵式发展、自主创新的转变。因此，我们亟待改变改革落后于开放的现状，以深层次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和创新，建立长效机制。这首先需要对理论和现实中诸多深层次的误区、矛盾和问题给予澄清、化解和破解。由于一些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中国经济正面临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让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为此，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所谓的“中国模式”及其导致的“三重三轻”的深层次问题，进而探讨富民才能强国的内在逻辑与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
一、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的初始资源禀赋条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转轨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一些论者因此而故步自封，将中国改革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政治权力结构，认为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 “中国模式”。 这很可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没有区分好过渡性次优制度安排和终极性制度安排的表现。从而，其政策药方就是不断弱化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不断扩大政府规模，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垄断，不遗余力地鼓吹政府主导经济，导致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造成了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的局面。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首先，如果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自由、法治、民主、正义、福利等普世公认的现代性元素作为检测指标，则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成熟的、终极意义上的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
其次，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上讲，由于初始禀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没有任何后发国家可以完全复制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由于中国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极度扭曲，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政府僭越了自身的合理边界，过度且持续介入本应由社会、市场解决的事务，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应该偏离以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为依归的现代性社会的终极目标。
再次，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老百姓发家致富，引入竞争机制（包括国企和民企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对外开放，这些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这些原因也是被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当然再加上正确地处理好了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及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渐进式转轨方式。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二、“中国模式”论的三个误区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剖析，之所以有所谓的“中国模式”论调，可能是由下面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
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实际上，政府主导的过渡性次优安排本应像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作用一样，在婴幼儿阶段，孩子的成长必须要有父母的指导和帮助，但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要逐渐退出，转变为孩子自主发展。所以父母主导（政府主导）仅仅是孩子成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而不是长期、终极的模式。然而，当前政府似乎有一种浓厚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倾向，将市场看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情况。为了应对此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中国政府也是不遑多让，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于是不少人就由此得出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很有必要的结论，从而政府统御市场、不断干预市场似乎有强化的趋势。但是，这本应只是非常规情况下应对危机的非常规举措，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开始政府的退出进程，而我们却有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经验肯定下来，有常态化的倾向。
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中走出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所激发出来的动能和势能都非常大，就像正在腾空的火箭，尽管有很大的外部摩擦，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远大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摩擦，包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于是，一些短识者或短视者便误把阻力当动力，误把刹车当油门，误把缺点当优点，使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论调屡见不鲜。
三、深层次问题：三重三轻
由于上述诸多理论和现实中的误区和错误观点的普遍存在，导致了当前“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和现象：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发展与创新。这里简单论述如下：
第一、重政府轻市场。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于是如前所述一些人便将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导向当成所谓“中国模式”的精髓，使之政府在不该管的许多地方抓着不放，该管的许多事却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越来越多。
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几乎变为微观调控，随时随地随处都在用，宏观调控几乎快变成了微观调控，导致行政权力干预价格、干预市场供需的势头增强，使得市场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这与早期邓小平所倡导的大胆闯、坚决试，实行松绑放权，赋予个体经济自由的做法，是相背离的。
另一方面，政府在强力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已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控制了太多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如土地、能源），控制了太多的市场准入（如电信、航空、铁路），并且国有企业也进入了一般性竞争行业（如房地产），使得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其动力引擎的作用被削弱，这也导致民企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私人利益的腐败行为屡禁不绝。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判断，政府在强力统御和高度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身庞大的市场利益。进一步深化改革难免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政府自身，这就使得改革的动力在减弱，改革的共识在减小，很多人沉湎于过去改革的成功，停滞于过去发展的经验，殊不知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成功并不必然确保未来的成功，过去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经验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桎梏。在此背景下，要确保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更需要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
第二、重国富轻民富。政府不仅在市场维度的无为之手上没有扮演好应有的角色，频繁越位，反而在社会维度的援助之手上角色缺位，攫取之手的错位角色日益加强，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有愈益恶化的趋势，使之民富严重滞后于国富。并且，尽管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依然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且存在很大的贫富收入差距，离建立在均富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窗口。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尽管2007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二者之间的增幅差距有所缩小，但近两年来增幅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更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
以2010年的数据为例，当年全国财政收入8万3080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个人所得税4837亿元，同比增长22.5%，而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9109元，实际增长只有7.8%。这种不按家庭按个人收入、不对资产对工资性收入征税的做法，极不合理，已使国富民穷的局面愈益严重（今年第一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万61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99亿元，增幅更是高达33.1%），由此造成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相对应的则是居民消费比重的持续下降。
除此之外，当前我国国民财富分配格局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特别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愈演愈烈，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由1978年的2.57倍（尽管到1983年曾降至1.82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与此同时，我国2008年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7，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第三、重发展轻服务。如前所述，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的倾向，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政府依然在许多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既得利益主体，挤压了居民的市场激励收益机会。由此带来一系列与市场导向相背离的经济现象，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转手以商业化手段拍卖，形成极为普遍和巨额的地方土地财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营企业靠垄断利润过得很滋润，而发生亏损却由全民分担；对要素价格进行管制，人为压低，使得市场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及决定收入分配三个基本作用被严重扭曲；等等。
另一方面，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却忽视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保障，个人承担的费用迅速上涨，并超过中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近年来，我国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虽有所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重仍非常小。比如，2009年国家财政支出为76299.9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0437.54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606.6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3994.19亿元，环境保护支出1934.04亿元，四项支出总额仅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0%左右，而同期美国的相关支出比例超过50%。显然，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福利扶助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也无法有力地提升内需。
上述这三个深层次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不合理。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过度偏执于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理念、框架和工具。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是强心针，是激素，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不是基于系统思维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并且，用多了不好，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政府时而吃大补药、时而吃大泻药的强力的宏观调控之下，市场机制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个基本功能已经被极大的扭曲，诸多人为的因素、行政的干预使得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收入不公平的现象在这个行业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现长治久安，需要借重的不是凯恩斯，而是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科斯、赫维茨等自由市场学派的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这些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优越性。比如，亚当•斯密从社会分工、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熊彼特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论证市场而不是政府最能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斯从产权明晰界定的重要性论证了市场的最优性；而哈耶克从信息与激励的视角，论证市场制度优于计划经济制度，赫维茨进一步证明市场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且导致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安排, 并提出了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需要采用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问题。当然，等会维迎教授也会跟大家分享他关于市场的逻辑的看法。
四、富民才能强国的内在逻辑
富民强国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仍处于民不富、国不强（尽管已是公认的大国）的状态，依然任重道远。所谓纲举而目张。在实现富民强国目标的过程中，富国富民到底谁先谁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对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就是：欲强国，需先富民；欲民富，需赋私权；保私权，需限公权。简单论述如下：
——欲强国，需先富民。遍览古今中外，找不到一个忽视富民却取得国家富强的成功例子。无论是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盛世，美国强国之路，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离不开“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先富起来的治国举措。可惜这些改革往往多被后世执政者视作服从于富国需要的权宜之计而取消，终逃脱不了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朝代更迭的历史循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失败的变革图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寻求强国过程中忽略了富民这一环节。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前，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世时，后者给出的答案是：“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文王于是开仓济穷，减税富民，西周日益强盛。
——欲民富，需赋私权。这是唯一正确的富民途径。由于一个经济社会受到个人私心的约束，受到资源的约束，受到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必须先赋予私权，然后基于自愿交换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所谓私权，从广义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权利：保障老百姓经济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护，以及生存的权利。
——保私权，需限公权。私权的真正落实，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不是靠简单的放任自由，也不是靠简单的民主政治。要确保个人拥有真正的自由以及产权和契约得到强力保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对于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拥有强制力和行政垄断力的政府而言，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政府必须是一个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才能确保其有激励、有能力做对事情。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通过法治的方式来约束政府，以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是现代社会的创新。
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清改革方向，继续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凝聚改革的共识与内生动力，以切实有效地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而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
因而，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改变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的状态，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其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而不是经济建设甚至牟利，这才是政府的本质。这样，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单单依靠GDP指标是不全面的，社会公共服务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要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以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最终构建成和谐社会。
其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触角无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关系”，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是非常成熟。放眼世界，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对多数，但真正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陷于权力设租、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所以，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也就是民主法治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司马迁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论是千乘兵车的王，万家封地的诸侯，百室封邑的大夫、还是编在户口册子上的百姓。于是他在文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改革，这应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按照老子的观点，也就是要“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即“行的正，用的活和管的少”）。
五、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
我们企业家和商界领袖要关心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家大事，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要有改革创新意识，不能一味地等待政府的转变。真正有梦想、有理想的企业家应该积极主动地向市场去挖掘机会，即使是非常狭小的市场空间。中国很多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抓住了一些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成长壮大起来的。比如，深圳华为从1988年正式创办到2010年跻身世界500强，任正非用22年就铺设了其通往世界顶级通讯设备制造商之路，也使其成为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和全球运营双轮驱动的最佳样板。
目前，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绝大多数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力量非常薄弱。以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为例，中国内地上榜公司达到43家，其中非国有企业只有中国平安、华为、江苏沙钢集团等3家，占一个零头。如何让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由大变强、走向国际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的企业家本身而非政府来推动实现。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企业家，应该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高度的前瞻眼光，深远的战略高度，敏捷的思维和反应能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及办世界一流企业的气魄。
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和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时期，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从道、势、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全方位提升领导力和驾驭复杂形势的本领，形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维，着力成为兼具“五略”（方略、战略、胆略、谋略、策略）、做到“五事”（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做大事）、当好“五家”（战略家、思想家、改革家、创新家、组织家）和具有“五气”（正气、志气、才气、大气、霸气）的卓越型领导，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创造事业辉煌。
我坚信，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才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政府的责任首先在于在一个开放、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自由生长，让企业家“站着把钱挣了”。而企业家的责任则首先在于把企业办好，对员工、对客户、对社会负责，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价值。实质上，也就是要将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清楚、合理，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走向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建成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富民强国，让中国长治久安和实现现代化，使之全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