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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讲堂"黄益平: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 Rio Tinto 中国经济讲座教授,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General Mills 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 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及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为文字实录:


  黄益平:感谢50人论坛秘书处和清华经管给我一个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个我一直在做的一个问题,今天讨论的不是简单的一个研究,也可能是我过去做的几个研究合在一起。

  为什么我会想这个问题,这个起点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我们有很多讨论。这个讨论最突出的是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我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抑制非常快。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经济模式过去三十几年每年以10%的增长。所以我的同事林毅夫老师在1994年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奇迹》,认为是非常了不得的成绩。在三十几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新兴市场国家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非常了不得。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增长的经济结构有很多问题。经常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包括像失衡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效率底下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等。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是不协调的,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看来是非常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看来问题非常大。我们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十几年来,政府一直说要转变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在我们十一五规划的时候,说是要改变增长方式,到十二五规划的时候说改变发展方式。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增长从原来的强调数量,重视质量。使原来粗放的增长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实际上我们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做,似乎效果不是很好。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这是很多经济学家在思考的,我自己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讨论中国改革的方式,我们知道,中国渐进的改革方法,有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说是自下而上,总的来说是渐进,或者有的人把它称之为双轨制的改革。我们五十人论坛樊纲老师,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讨论我们中国的改革方式是双轨制。这个双轨制从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说似乎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跟前苏联东欧的改革方式比,我们的效果要好。主要体现在没有经济极大的震荡。因为我们当初看前苏联东欧的改革,改革初期产出下降的非常多,我们的经济很稳定,而且持续增长。所以看起来似乎我们的双轨制的改革方式比较好,双轨制的核心是什么,把原来计划内的一块继续保持着,在计划外生出一块市场经济。从而让它高速增长。双轨制,或者渐进改革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式。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双轨制碰到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难以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说行业垄断,比如说利益集团,比如说官员腐败,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说都是我们过去改革的问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跟我们过去的这种改革方式有关系。

  过去觉得这些问题慢慢的随着发展就解决了,就克服掉了,所以过去喜欢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国有企业效率比较低,没关系,我让它继续在经济当中运行,不是像前苏联东欧一样一下把它消灭掉,我让它留着,这样的话经济是稳定的,而且不会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经济主体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社会稳定,经济稳定。但是随着非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计划部分变的越来越不重要,所以有可能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就越来越下降。我们就建成了一个市场经济。所谓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后来看到有一些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了,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今天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想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改革的方式和过去增长的方式,应该说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创造了很多成绩,但与此同时带来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结构型的,有一些是制度型的,很难克服。怎么样看改革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我们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个人研究金融问题比较多一些,所以在我们看金融改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国际金融界,经济学界讨论,经常会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也就是说我们增长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把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政策和其它国家做一个比较,会发现我们金融抑制程度是非常高的。大家看右边的图,简单的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金融抑制的指标,七个不同方面的指数综合在一起看一个国家的金融抑制的程度。数字是从0到1,1表明最严重的金融抑制,零表示几乎没有金融抑制。所有的国家从平均来说一般是在0-1之间。这个数值越高表明这个国家金融政策抑制程度越高。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出来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中国过去的金融政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放开。也就是说金融抑制的程度其实在不断降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金融抑制不是中国经济开放绊脚石

  全球的金融化和金融开放大概是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从全球来看,七十年代以来,其实金融自由化一直在推进,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金融政策和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金融政策抑制的程度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远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金融抑制政策其实还是相当严重。如果大家对金融有所了解,这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另人惊讶的事情。我们对利率有管制,对汇率有干预,对金融机构产权有控制,对信贷配置有影响,对跨境资本流动有严厉的管制,所以从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看,我们的金融政策抑制的程度还是非常高。

  对经济学家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增长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好,另外一方面金融政策比那些国家抑制程度要高很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可能是不好的,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很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当然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抑制下去就行了?尽管有这么严重的金融抑制政策,我们的增长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说没有抑制的话说不定增长更快,我是有一定的怀疑。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把中国的经验和国际的经历做一个简单比较,似乎我们可以得出来,好像说你的金融抑制政策没有成为阻碍或者是遏制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面有没有对其它国家有很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放开来了,还是像过去抑制在工作。如果进一步来看中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其实我们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的金融政策也还是在不断的开放。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红的线其实在不断的往下走,最高的时候接近1,到现在是0.6不到一点,发达国家最下面这条虚线大概在0.1左右,那个如果是我们最终的目标的话,起码可以说过去三十几年中国金融自由化或者金融改革大致已经走过一半的路程。在这个一半的路程当中,我们的金融政策,我们的金融改革有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我把它简单概括为中国的过去三十几年的金融政策,常在建框架发展规模,但是短在开放市场,改善机制。

  我们如果看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应该说我们这个体系相当完完整了。把中国金融体系和国际上的金融体系做一个比较,国际上有的成分我们大多数也都有,我们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央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我们都有了。我们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等等。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在和很多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金融体系有很类似的地方。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银行,当初叫中国人民银行,当然还有其它两块牌子,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但是不是独立的金融机构。如果说金融机构就是一家,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商业银行又是中央银行。到今天我们有这么规模庞大,数量巨大的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金融体系,应该说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在城市有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有各种各样的银行,从信用社发展起来,现在要办村镇银行等等。这个进步非常大。

  第二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是我们的金融规模非常大,最突出的一个指标是我们知道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广义货币一般是把它看成金融深化的一个程度,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简单来说你的金融规模相对而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重现在是200%左右,这个数字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了不得的,全世界都已经非常高了。有的经济学家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你的流动性这么多,金融资产搞的这么大,最终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中国百分之两百,美国百分之八十,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之间。百分之两百是非常高的数据,当然也有人说其实你的这个数值高和低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有关系。美国的M2占GDP的比重在80%左右,但是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的。德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银行主导的国家M2占GDP的比重就比较高,它的比重一直也在200%左右。这么看的话我们这个数字不是高到不得了的程度。

  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很多,但是我们的M2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显然金融资产的规模总体上来说已经非常大。当然这里面我们知道最大的一块是我们银行的信贷,银行的资产。同时我们的债券市场规模也非常大,过去一直说金融改革当初突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发展我们的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今天其实已经在全世界排在第三位。所以从规模来说,从数量来说,其实我们在国际上比较已经不是非常落后了。

  金融改革短板在市场开放和机制改革

  但是我们的金融改革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开放市场,第二是改善机制。开放市场很简单,我们很多金融资源的配置和价格决定并不完全是有市场来决定的,我们知道利率央行还是有管制的,汇率央行是有干预的。包括银行现代的配置央行或者是其它监管机构还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规模和构成都是有影响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更明显,甚至过去相当一段时间,IPO新公司股票上市配额都由政府来决定的,政府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市场已经形成,但是市场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是我们过去改革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突出的特征是金融机构的治理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我们知道中国的金融改革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动作,最简单的来说大型的国有农业商业银行,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客观的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市公司是不是已经像国际市场上的公司行为一样呢,从治理结构、从治理框架、从治理行为是不是完全一致了?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很难说它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市场行为。我们在2008年、2009年实施四万亿的刺激政策的时候,当初是全球经济衰退,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的减速,各种资产价格不断的往下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市场化的银行,它的行为应该做什么样的反映?它应该在信贷收缩、控制风险,修补它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银行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幅度发放贷款。本来在2009年年初的时候央行预定贷款大概是五万亿,到年末的时候实际做了十万亿。这个可以很明显的表明,我们的银行行为更多像是政策性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政府说我们要保增长,银行全部站出来一起保增长,从政府的角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股东,你会考虑这个做法是不是符合商业利益。我并不是说一定不是符合商业利益,相应政府的号召有可能能给你赚钱,并不是一个坏事。我只是说典型的市场性行为,当市场价格崩溃,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时候,多数银行的自然反映应该是资产规模的收缩,而不是逆周期的反转。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这样看来的话,过去我们的金融改革的做法,和前面我们说的改革,第一是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这样的做法,第二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除了前面说的没有阻止经济增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很明确的提出来我们要加速金融改革,这个金融改革到底怎么加速,对于我们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在往回退一步,一方面是我们前面的经济模式出现了这样有意思的特征。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金融改革也有非常有意思的特色,这个和很多国家的金融改革的历程经历不太一样,不光是速度相对比较慢,但是在具体的措施和领域的变化上也有很鲜明的特色。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退一步来看,理解我们的金融改革为什么这样走,我们的增长模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有特色的东西,我自己的理解,跟我们过去的改革的策略是有关系的。我们是怎么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解释其实非常多。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我的同事,刚才提到林义夫老师,他的分析在《中国奇迹》这一本书里面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成功,他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们把过去有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变成了现在以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

  比较优势导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适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听从市场的声音,市场认为你应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政府想着必须把重工业搞上去重工业就搞上去。领导说的所谓发展战略的转化,简单的来说也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只不过反映面不太一样。

  樊纲老师说的双轨制,其实也是说的是在计划和国有部门以外,生出一块来,以后就把中国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在美国加州大学有个诺登(音)教授。他在1994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超越计划的增长。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主要主要是在已经有的东西的基础上生出一块来。核心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三十几年的改革,如果用简单的一条来概括,就是过去的中央计划以后走向市场经济,只不过描述可以各不一样,但是核心的变化就是市场机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和我们现在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的方案是一脉相承。三中全会的核心是什么?以后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凡是市场能决定要素这个配置,政府就不要再干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可能是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步。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走的方式可以各不一样。前面已经提到了前苏联东欧他们的改革,觉得过去是中央计划,有很多的弊病,经济都已经难以维持,要搞市场经济怎么做,休克疗法,把过去计划的给打垮了,把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重新塑造一个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做法。我们的做法我把它概括成两个双轨制的叠加,两个双轨制的叠加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发明,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我们过去双轨制改革的策略。这个其实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包括国外经济学家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在文献当中,或者在政策讨论过程当中,比较集中讨论的双轨制是第一个双轨制,这个双轨制的核心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双轨制。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双轨制是什么意思?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给打垮了,然后让民营企业产生出来。它的策略是我先保留国有企业,让它继续生产、继续生存,甚至继续发展。主政策的核心是为了支持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更快速的发展。这样的话,你可以想像这个策略如果是成功的话,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经济当中非国有经济的成分就会越来越高。同样你可以对待计划与市场,把计划这一块保留,但是让市场这一块快速成长。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用数学来看,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非国有非计划这一块变的足够大以后,你几乎可以忽略国有的和计划经济这一块,你就进入市场经济了。当然政府并不是这样描述的,这是经济学家说可以简单的这样来看市场化的过程。

  双轨制“后遗症”要靠政府抑制监管

  第一个双轨制的策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一般来说,这里头的好处简单的如果是做一个概括。为什么我们的双轨制比前苏联东欧的做法要好,一般是强调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不会出现改革初期经济的崩盘,或者产出的大幅度的下降。因为你这一块还在生产,如果把这些国有企业全部都给打垮了,非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这边没了,那边就生出来了。所以他们有很多产出的下降我们没有出现产出下降。所以经济比较稳定。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经济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改进,在改革初期没有出现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群体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如果你把国有企业全打垮了,可以想像这些工人、雇员都会收到很大的伤害,我们让它继续保留着,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在福利上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伤害。在国有企业以外的一块可以得到很好的支持。我们想出的结果,实际上从政治上来说,在社会上对这样改革的支持度要高很多。这是两个很明显的好处,第一是产出比较平稳,第二是政治支持度比较高。它的缺点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因为有计划内有计划外,很容易产生两轨之间的套利,或者说腐败。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是后来经济是发展了,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这个问题变的更大了。比如说垄断的问题,197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垄断的问题,但是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改革三十几年,垄断问题变的和过去相比不突出了,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和过去相比变的更突出了。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有很多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

  第二个双轨制是我自己做的研究和分析。第二个双轨制和第一个双轨制有关系。除了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双轨制,或者我们叫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双轨制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双轨制在过去的改革当中。尽管大方向是往市场经济走,双轨就是在产品和要素两个市场之间,尽管我们说总体的改革是往市场经济过度,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三十六年以后来看中国的经济,我们应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产品市场,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产品,大多数的产品市场都已经放开来了,它们的价格基本上是在市场上由供求来决定。与此同时看我们的要素投入品市场,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能源市场,所有的凡是能够用于生产、投资、投入的这些要素,它们的市场仍然存在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的扭曲。当然形势不太一样。在劳动力市场市场我们知道,扭曲或者是政策干预更多的是户口制度,或者是城乡之间不同的福利体系来反映。

  资本市场的扭曲就很突出,刚才已经说过了,金融抑制就是在资本市场的扭曲。对利率的影响、对汇率的影响、对资金配置的影响。能源价格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能源价格有一些受市场的影响,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价格水平政府仍然施加很重要的影响力。比如说电价,比如说油价,煤价放的比较开一些。总体上来说政府对于这些价格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土地不用说了,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在城市是国家所有。土地的价格最后实际上是在政府这里头起很大的作用。当然方向可能不太一样,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太贵了。如果我们想像一下过去用于投资项目的这些土地使用,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办一个厂,跟地方政府申请土地使用,很多地方是给它补贴,给它很便宜的土地使用费,甚至是免费的土地使用权。所以把这些要素市场的扭曲全部结合在一块,普遍而言,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压低了投入品的价格,劳动力比较特殊,因为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并不完全是政府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影响不了。但是在资本、在土地、在能源方面,政府要压低投入品的价格的倾向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推延开来说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解读大概有两条,第一条是政府希望在适当的程度上仍然对资源的配置有很重大的影响力。这个和我们前面第一个双轨制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有国有、非国有,有计划和市场,政府必然还需要在经济当中发挥作用,影响资源的配置。所以说当我们的要素市场受到政府干预的时候,政府可以决定资源往哪走。

  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把要素投入品的成本压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是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把投入品的价格压的比较低,在我看来,很简单的抽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对企业的一种变相的补贴,或者对居民的一种变相的税收,我们把这样一个投入品市场的扭曲简单的想像成过去三十年,实际上是对部分主体的补贴,对部分主体的征税,但是它的核心在过去三十年一直在不断从居民向企业经营收入再分配。

  举个例子说,你把这个利率给压的很低,存款利率压的很低,我们知道对一部分人有伤害,对另外一些经济主体有帮助。利率压的很低,存款的人受到损失,借款的人受到好处。一方面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个伤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福利。也可以把它分成对穷人来说是一个伤害,对富人来说是一个福利,因为穷人存款,富人从银行借钱。这样一个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或者是发展方式。为什么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因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投资者、我们的出口商、生产商,都在受到变相的补贴,当然这些活动越来越活跃,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变的越来越突出。

  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消费占比越来越低,我们消费疲软或者消费不足,过去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因为社会福利体系不发达,有的说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我个人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消费增长不够快,赶不上GDP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我们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要素市场的扭曲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前一个我们的双轨制,我们的改革是促进了经济增长,保证了经济稳定,但同时也遗留了一系列的问题,后一个双轨制,要素市场的扭曲和产品市场比较完全的放开,最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另一方面结构性矛盾很突出。这个结构性矛盾很突出反映在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公,效率低下,包括环境污染。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其实是同一个增长模式的表现,这个增长模式的根源我觉得跟我们第二个双轨制其实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理解这两个双轨制,实际上是我们过去经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我们大概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金融改革变成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最终你的金融政策需要达到这个目的,跟上面两个双轨制是有关系的。第一个目的,你当然要支持非计划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1978年,我们决定要搞市场经济了,这个时候要搞市场经济,当初不叫搞市场经济,叫搞商品经济,或者是说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其实是要走到计划之外来,你就需要金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金融体系发展的非常快,因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资金的融通或者调配主要是靠国家的计划,不是靠金融体系,所以原来只有一个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当我们要发展经济的时候,这个金融体系就可以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双轨制的核心问题,还需要考虑计划,还需要保留国有经济。意味着在开放金融体系的时候,政府还需要对金融体系有一定的控制力。一方面金融高速发展,另外一方面在金融体系当中政府保留了各种抑制性的政策。

  第一双轨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力发展体系和规模的同时,政府保留了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和对金融机构管制和控制。这两个是一脉相承。

  从第二个双轨制来说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集中更多的资源,支持很快的经济增长。金融资源尤其是资本投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金融的扭曲其实是我们过去增长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顾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建立各种商业银行,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把中央银行给分离出来,其它的一些商业银行逐步建立起来,到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开始考虑股份制改革,进行推行股权交易,到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建立两个证券交易所等等。有一系列的改革,金融的政策,但是这个金融政策的核心是发展体系,建立发展规模。同时政府要保留对金融资源配置和资源定价的一定的干预。我们双轨制从逻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双轨制从目前来看对经济增长抑制很成功。三十几年保持平均10%的经济增长。非常了不得的成绩。其实这个双轨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碰到了第一次危机。我们今天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有人讨论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措施力度非常大,过去十年的改革措施力度可能相对比较弱一些。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当初碰到了三大危机,第一危机是财政危机,财政从改革初期以后,改革初期的时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在36%,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下降到了11%,11%在国际上都是相当低的。这个比例不断的下降,一开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改革是放权让利,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好处,所以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的下降。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但是当财政收入的比例低到只有11%的时候,很多人就担心会不会发生财政危机。政府最后没有钱是要出大问题的。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采取比较大的力度的手段来做改革。

  第二个危机是国企的危机,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当初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国企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其实是说国企全行业的亏损,所以后来才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1998年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做了测算,我们当初的银行的坏账率高达40%,所以实际上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几乎碰到了一个财政危机,几乎碰到了一个国企危机,几乎碰到了一个银行危机。这三个危机最后没有真正变成险性的危机,但是有巨大的危机的风险。把这三个危机合在一起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前一个双轨制,我们希望把国企把计划保留下去,然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国企变成了一个全行业亏损,国企全行业亏损,从整体来说,对于我们财政和银行一下子造成了更大的打击。所以九十年代的很多改革,在我看来,其实在很多程度上就是希望缓解或者解决我们第一个双轨制的问题。

  第一,效果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到了2001年年底,我们加入WTO以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那些改革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大家客观的想一想,有些问题其实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今天讨论的垄断问题,国企的效率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今天很多人还是在担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明其实我们其实在九十年代的改革缓解了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碰到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用危机这个词语有点严重,其实我们第二个要素市场的扭曲,其实也碰到了一个难以维系的现象。

  第二个双轨制也就是产品市场和要素投入品市场之间的这个双轨改革的这个策略,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提供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方面的理由是前总理温家宝说的,我们现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系,你有这样的失衡,这么严重的低效,收入分配不公率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让我们的增长可持续。我们为什么会有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改革方案,应该说其实我们全社会有一个共识。过去的增长模式持续不下去了,为什么持续不下去了?模式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在我看来是第二个双轨制,当然和第一个双轨制是有关系的。我们过去在做的这些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风险,比如说房地产泡沫,比如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比如说引资银行。大家都知道国际市场投资者有的时候会说,说中国经济可能有巨大的风险,会出问题,给你一系列的问题,这系列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在短期内造成非常巨大的风险,导致经济崩溃,导致金融危机,我觉得短期内不太会。但是它们确实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引资银行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包括金融机构,银行坏账很多人都担心。我自己的理解,为什么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不会引发金融危机,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背后都站了一个中央政府。举个例子,我们地方融资平台可能会出问题,很多人在说。但是你要跟经济学家,或者跟我们官员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说有问题,但是不会出现大问题。为什么不会出现大问题?第一它是政府支持的机构,政府支持的机构说明政府会支持。当然有的地方政府财力雄厚,有的政府财力比较薄弱。最后给你的回答是如果地方政府不行了,中央政府会支持,不会让大家出问题。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会有大问题。说我们金融机构可能有问题,金融机构很多人也会说政府不会让它倒的,不会有问题。

  刚才说有一些引资银行有一些问题,信托产品有点问题。如果说信托产品出现违约会不会发生雷曼兄弟这样的事情,有的人说会很严重,我自己觉得应该不至于,有很多具体的理由今天先不展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很多信托产品的中介和在背后还是很多跟政府相关的机构介入在里面。就是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都参与在这里面。所以这样一个分析,大家可以得出非常有意思的两个结论。第一个是有很多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中国金融有风险,短期内如果中国金融出问题,不会因为是资本金的问题,但有可能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如果资本金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有的金融机构或者其它投资机构,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不会像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下就出现金融危机了,理论上来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如果钱都损失掉了,很可能引发一轮的金融危机。但是在我们国家不会,因为很多机构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金融问题有很多现在在讨论,可能把风险夸大了。它如果有问题,不会是因为资不抵债,不会因为资本金出现问题,而是因为流动性出现问题。如果流动性出现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会有很大的放大效应。所以要说今天中国如果是有风险,我觉得不在于银行,不在引资银行,不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更多是在房地产市场。当然今天不是讨论短期的金融风险。

  这样的分析更让我担忧的其实是说我们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最终全部落到一个点上,就是中央政府。所以所有的金融主体或者是经济部门,最后都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从单个来说都说不会有问题,哪个银行出问题了,中央政府有钱,哪一个信托产品出问题了,中央政府有钱。但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这个过程如果不断的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比如说软预算约束,它其实没有严格的约束。银行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风险,最终会出现大问题,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看起来不是今天晚上,也不是明天会出现的问题。它的趋势非常另人担忧。这就是过去说我们一系列的金融风险的问题,不是资本金的问题是流动性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是不是存量的问题是流量的问题。如果在存量上面控制死了,我们现在还是有财政能力可以把它消化掉。如果这个流量不断的上升,最后会出大问题。因为全中国的机构都在透支中央政府的信用,总有一天会兜不住的。这个我觉得是巨大的风险。一个更直接的问题,过去的做法很难持续下去,是第二个双轨制直接落实到金融部门的话。我们过去的一些金融抑制政策现在难以维系了。比如说引资银行,做的这么大,为什么会做成这么大?两周以前大家听说过有美国纽约大学有个叫末日博士若比尼(音),我跟他吃午饭,他觉得中国金融体系要出大的问题,就是引资银行要出大的问题。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没有关系,解决引资银行的风险有什么办法?他说其实办法很简单,把所有引资银行变成正规的银行。为什么引资银行会出现问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规的监管。没有这一些监管和政策体系的支持,所以引资银行一出问题会出大问题。正规的银行出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来控制它的金融风险。所以他说我的解决方案是把引资银行全部变成正规银行。我当初问他我说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觉得引资银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监管。但是你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引资银行是怎么产生的。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引资银行你觉得有风险,把它变成正规的银行,会不会新的引资银行发生出来了。最终要理解为什么引资银行会产生。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金融抑制政策太严厉了,市场不陪你玩了。有很多的金融市场的人,把我们的引资银行称作为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就是你的利率管制太多了之后,为什么很多老百姓把银行的钱取处理去买理财产品,因为觉得你的存款利率太低了。相当于钱在你这银行存一年,到年末什么钱都没有拿到。有的CPI高一些,存一年还要亏损。所以他愿意买这些产品,实际上说过去的利率管制,和其它的金融干预政策已经难以持续下去了。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简单的把这个教授说的,把这些引资银行变成正规的银行,我相信第二天一早就会有新的引资银行发生。根本原因没有改变的话,引资银行还是会产生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具体的办法,今天不是讨论怎么解决引资银行的方法。引资银行的产生说明我们很多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持续不下去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对于跨境资本流动还是有管制的,尤其是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大家都知道每一次金融风险一波动,我们经常听到讨论说热钱进来了,热钱出去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在不断的下降。也就是说,三十年前很多抑制性的政策是有效的,但经济发展到今天,有效性已经在不断的下降。这个很容易理解。1978年的时候你管制跨境资本流动,很容易就管制住了。今天再管制非常难,因为你的经济非常开放了,你的贸易,你的旅游,各种的交流已经非常多了。像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你要完全把资本的流动给卡死,几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第二个双轨制其实现在已经很难做下去,第一个是我们的增长模式,如果再不改变的话经济增长很难持续,这一点是有共识的。第二点是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当中,形成了产生了很多新的风险,这些新的风险如果不把它遏制住的话,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当然今天不是系统性的问题,往后有发展演变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第三个是我们过去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所以不变已经不可能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过去还是对增长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就出现了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做的另一个研究。就是看金融抑制对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我做的研究,我们其实是做了两个研究。第一个研究是研究金融抑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的金融抑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变成负的了。实际上是说确实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些政策没有遏制住经济增长,现在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严重。

  我们最近做的这个研究,把它的结果概括在表上面。我们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金融管制开放过头不是件好事

  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这个水平,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讨论,中国应该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井。我们去年人均GDP 6600美金,到12000美金算是高收入经济,我们只不过才有可能从今天的6600美金,上升到12000美金变成高收入经济。从国际来看,中等收入经济变成高收入经济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在1960年以来,全世界大概有88个国家都曾经属于中等收入的组里头,在这88个经济当中只有13个经济成功的上升为高收入经济。大家可以看到成功率是相当低的。

  我们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自然值得研究中国有没有可能,或者怎么样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这个结果是我们看过去三十年,全世界的八十个经济过去的经验,我们把它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指标,我就不展开讨论。光看一个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对不同收入组别的经济的增长,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把所有八十个国家放到一起做一个测算,看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显著的,并且是负的。如果我们把金融抑制政策放到低收入国家的考察,最后的结果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抑制与否对经济增长没有很显著的影响。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个影响就变成负的,而且非常显著。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保持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伤害非常大。最后有一点争议,一个评审人提出来,高收入国家,它的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的,后来他就质疑我们说这个结论不太靠谱。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金融改革不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你必须要改革,要开放才能支持经济增长。最后一个就不太符合逻辑,到了高收入的时候重新抑制政策才能对增长有利,我后来给他解释,我的理解并不是说到了高收入的时候,你应该抑制你的金融政策才能支持你的经济增长,而是我们根据现有的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这个组来看它的实际结果。发现有很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走过头了,走过头了以后,发现对经济增长不是正的影响。我并不是认为这个结果是说到了高收入国家要重新管制金融体制,而是金融管制开放过头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直接的结果实际上是说明过去尽管金融抑制政策没有伤害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到了中国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必须加速金融改革,才能让我们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这两个结果,我前面说的第一个研究是我们自己做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时政研究。第二个研究是八十个经济,国际经验的分析。这两个的结论似乎有一致性,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得出来,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金融抑制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到了本世纪以后就变成了负面的影响。在低收入的时候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到中等收入以后负面影响非常大。怎么理解这个变化?在文献里面,大家可以看关于金融抑制对增长的影响有各种讨论。传统的理论,金融抑制理论概念是由慢金融提出来的。简单的看法就是金融抑制应该说有两个不好的影响,因为政府管汇率,汇率管制金融机构和管制资金的配置,所以必然会有两个方面的不好的效果。第一个是降低效率,因为政府在配置资源,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第二个是影响金融深化,不能完全自由的发展。降低效率和影响金融深化,显然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慢金融效益。在经济当中一般而言,政府严厉的管制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利的,这也是我们通常的看法。但是到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为斯蒂立斯(音)效益。他其实是在九十年代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是从最初观察国际经验,我前面说过发展中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新一轮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他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八十年代开始以后,全球的国际上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变的越来越频繁,为什么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的金融危机变的越来越频繁,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全球发生了100场金融危机。我们知道的都是规模比较大,后果比较严重的危机。我们怎么理解金融危机频率不断的提高,而且后果越来越严重。他最后的结论是跟金融开放有关系。你把金融放开来了,自然引起很多的不确定性,引起很多的风险。我们知道金融开放的好处就是提高效率,坏处是增加不稳定性。如果你能很好的对待没有关系,不能很好的对待就可能是风险,就可能是危机,就可能是经济衰退。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出现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他的解释说金融开放,或者金融改革,或者说金融抑制政策,有可能除了慢金融效应以外,还有斯蒂立斯(音),斯蒂立斯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是如果政府在干预和控制金融机构,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国有金融机构它的效率可能不是特别高,所以对经济是有影响的。但是它起码能够快速有效的把储蓄转化成投资,这样的话经济可以很快的增长。

  第二,如果是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尤其是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控制股份,它是能够影响你的支持你的金融稳定。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银行,各个银行的管理水平不一样,资产质量不太一样,但是老百姓从来没有因为把银行存在特别好的银行晚上睡不着,因为大家觉得不会出问题,前面都说了,最后还有中央政府兜底。这个肯定是有效率损失的,但是在短期内可能是对金融稳定有支持。所以认为在市场不发达,在监管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如果是开放的条件还不具备,有可能金融抑制政策能让你更加有能力处置那些所谓的市场失灵,对增长可能是正的影响。所以这个效应是负的影响,斯蒂立斯效应是正的影响。在经济当中这两个效益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有的是时候慢金融效应为主,有的时候是斯蒂立斯效应为主。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是斯蒂立斯效应为主,所以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是到现在慢金融效应变成了更加重要的效应,也就是说对经济增长的遏制其实变的特别突出。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资源配置的扭曲,国有企业拿走银行信贷,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国有企业对工业产出的贡献份额大概是在80%左右,他们拿走全国银行总信贷的90%,所以这个信贷配置是有一定扭曲的,因为它拿走的信贷总规模的比重要超出产出的贡献。随着经济的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化的推进。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当中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国有企业从银行拿到的信贷的比重也在下降。

  现在我们看,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的贡献当中只有20%,但是它仍然拿走银行的总信贷的40%以上。所以相对而言,你可以认为其实这个扭曲比改革初期变的更严重了,因为相对而言,它拿走的信贷和它产出的比例相比它其实是更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可能比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更加严重一些。

  改革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核心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两个双轨制的改变,是转变我们增长模式很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和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模式,其实现在已经在开始改变,可惜这个观点好像并不是多数人都接受的。我们刚才说的增长模式,最突出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增长速度非常快,第二个特征是结构失衡很严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在下降,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是不是下降的足够多大家不是很清楚。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争论今年的增长目标应该放在7%,还是放在7.5%。现在还是有很多争论,有一点是明确的,起码从官员的角度,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不再想过去保不住8%中国就会出大问题,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有很多经济学家觉得7.5%还是太高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增长的速度在下降,而且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没有出现过去一直担心的大面积的失业和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其实是经济结构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后面三个结构性的变化,我简单提一下,经常项目顺差最高的时候占GDP10.8%,2007年的时候。过去几年一直在3%以下。也就是说外部帐户的再平衡几乎已经结束。

  第二收入分配的这个基尼系数,2008年以前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意味着我们收入分配不断恶化,2008年以后有所开始改进,已经看到有一些积极正面的变化。第三个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投资占GDP的比重很高。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很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是大家一直担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做过一个研究。发现2008年以后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回升。李道逵教授在前年,他自己也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看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他也发现在2007年以后有所回升,如果我们看官方数据,其实我们也能看到2011年、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行的势头已经止住,已经开始缓步回升。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的证据放在一起,我想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其实经济再平衡已经在开始,模式转变已经在开始。刚刚开始,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你觉得现在已经开始了?三中全会的政策方案刚刚推出来,还没有特别多的实质性的实施,为什么你觉得它已经开始改变了。理解这一个还是回到第二个双轨制,要素市场的扭曲其实相当于对企业的补贴,对居民的征税。这里头有一个比较难定性是不是市场的扭曲的因素,就是劳动工资。我们今天不说是不是政策的效果,实质性的变化已经发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到现在变成短缺。这个短缺的实际证据有很多,比如说市场上失业率等等,这个图实际是民工实际工资。大家可以看到从2004年以后不断加速,到今天我们知道,减速非常多,但是我们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没有消失,民工工资还在上升。实际上是工人短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就是导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结构变化的很重要的理由。工资一上升,投资回报影响了,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了,出口的竞争率就下降了,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我们的投资,我们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民工的工资大幅度上升,对收入分配有改善,一般来说都知道,穷人靠工资收入,富人靠投资回报,所以工资上升是挤压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工资一上升,居民的收入就上升了,所以对消费也有改善。

  这个只是我们在平衡的一个刚刚开始,还不能说我们这个转型已经结束,其实最重要的转型在我看来就是金融改革。金融扭曲在我们过去做的要素扭曲研究当中,所有的扭曲当中最严重的扭曲就是金融市场改革的扭曲,所以金融市场的改革在我看来是下一步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核心。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具体分成十一个方面,如果概括起来其实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准入,第二个方面是市场机制,第三个就是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总体上看来,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逐步减少我们金融体系。

  如果我们要具体的来看方面很多,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两条,国内是利率市场化,国外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两个其实是统领了很多的其它的改革。举个例子说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最后需要做的不多了。因为我们债券市场的利率放开来了,货币市场的利率放开来了,甚至贷款利率也已经放开来了。大家都知道最后我们可能要做的是存款的上限把它放开,就是利率市场化。周小川行长最近说我们两年的时间实现利率市场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存款利率上限放开来了,会不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是国有商业银行无所谓,抢存款。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有商业银行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让它成为更负责任,更有市场担当的金融机构,然后才能把利率放开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市场上很多的软预算约束的主体能不能先得到改变它的行为。举个例子,市场利率一放开,假定说利率上升了,谁的举债会受到影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行为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如果它是一个软预算约束它无所谓。这样一个结果对我们所谓的要通过金融改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显然是不利的。所以你要改革这些软预算约束。

  如果放开存款利率,央行以后靠什么来调控货币政策,一般人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政策工具,可能是上海拆建市场的拆建利率,但是这个市场现在完全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当然还包括国债收益率曲线,没有国债收益率曲线市场不知道怎么定价。所以你需要发展国债收益率曲线。今年马上要做的,你没有一个存款保险制度,所有财务成本都落在政府上面也是做不下去。利率市场化从表面看就是把存款的上限放开就行了,但是你要走这一步,有一系列背后的过程要走。两年都是比较大胆的决定,如果两年能走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一些。

  人民币国际化对外的改革涉及到汇率的改革,资本项目的改革,跨境资本的使用,最后能不能让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最后提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国际金融活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过去一直说是汇率改革,资本项目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资本使用,其实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最终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但是国际市场是根据什么决定的,根据我们经济规模决定的,根据我们金融市场决定的,同时也是根据我们的制度环境决定的。这个制度环境涉及到货币政策的体系,可能涉及到法制的体系,可能涉及到政治的体系。简单的来说,你想把人民币国际化也好,或者你想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也好,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最简单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外国人愿意把你的钱存在银行里头,外国人愿意拿着钱到你的国家来融资、投资,来从事各种金融交易。必须对你的经济有信心,对你的市场有信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如果中国老百姓自己把钱偷偷拿到外国去,我觉得是很难在短期内考虑我们这个结果。

  如果这个转型成功,我刚才说这个转型已经在开始,假定说如果转型成功的话,我给它总结了有六个方面的变化。中国经济六个方面的变化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还需要推进,增长速度可能还会放慢。我们的通胀压力会提高,收入分配会改善,经济结构会变的相对平衡,产业升级会不断的加速,最后经济周期会变的更动荡。如果我们分析是对的,我们以后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和中国经济的特征和过去三十几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有一条,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可能会更加可持续,这也是我们很想做的很重要的结论。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认为我们过去的这种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有很突出的特点。但是这个特点是跟我们过去两个叠加的双轨制的改革策略,从逻辑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后来在九十年代碰到的问题跟双轨制有关,我们今天碰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金融风险的问题,和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是跟这个双轨制相关。

  虽然我们认为增长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但是更重要的变化可能还是取决于金融的改革,但是金融改革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前面在九十年代曾经试图解决第一个双轨制的这些问题,最终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不改变,我觉得利率市场化应该是很难做的,资本项目开放风险可能也是会很大。现在其实是要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做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考察这个金融改革本身相当与把所有问题结合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改革可以给我们巨大的回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因为金融一放开,放开可以改进你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增加不稳定性,这是为什么我们下一步改革对于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促进可持续增长十分关键。但也是下一步的风险可能是最大的。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是所有的具有规模的新兴市场国家里头唯一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金融危机的国家,我们能不能保持这样一个纪录,我们是需要做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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