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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软实力——披上感召力外衣的文化

  “软实力”是一个对外的说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语言。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指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只是在这个新的说法当中,“文化”被披上了一层“吸引力”、“感召力”的外衣。

  顺着这个“软实力”的思路,需要问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才具有“吸引力”?才能“拿得出手”?最有可能的是,一件好东西,好的文化,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一种智慧首先要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对他人有所启迪。

  当文化遇到危机时,也正是重新思考其意义的时刻。文化这种东西,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不是“文艺演出”,而首先是为了人们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能够养育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让他们得以安顿。文化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也提供关于人们自身的解释,并提取、提升人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关于文化的特点与位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南方周末》近期有一篇上海学者姚大力的文章,其中说到运用战车打仗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战争形式,但不是每个国家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造出更多的战车,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当时的礼制对于不同等级的国家有着严格规定,所谓“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或者“五百乘之国”,这些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也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所在。

  然而,打仗的规则,并不是由战车最多的“大国”来规定,而是遵循一定的礼仪,这在双方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要等对方都准备好了,鸣鼓之后一起动手。公元前638年,宋国和楚国在泓水边作战。宋国先到达战场,列好队形,而这时候交战对方的楚国虽然已渡过河,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布阵,这时候如果宋国出兵,一定会将楚国打败。但是宋襄公是个遵守礼仪之人,战争的礼仪就是“不鼓不成列”。结果是,提前到达事先准备好的宋国被打败。

  战争中的这些礼仪规则,是今天称之为的“软实力”所在。这位宋襄公是一位有文化的人,是一个讲信义、守礼仪的人,而不是一个战争抢劫犯、暴徒。如果仅仅从成与败的角度来看,这位宋襄公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如果论“感召力”、“吸引力”,那么,当年与宋襄公打仗的那位楚国国王没有人记得他了。这个故事其实并不表明“仁义之师”的失败,宋襄公败在应该更多训练他的军队,令其拥有作战能力。

  我们知道先贤孔子 “克己复礼”,“礼”是指在他之前的西周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它们已经式微,人们依据强力、臂力而占天下,不讲信用和仁义,令这位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大师忧心忡忡。在孔子看来,人不应该依据他的自然本性而行动,想要什么便不择手段,这会让人倒退到禽兽的地步,“无异于禽兽”。相反,人是需要训育或者化育的,这就是文化最初的含义之一。

  从中我们能够找出文化的一些基本起点,看出文化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基本不同。

  称之为文化的活动,最早的比如纪事、诗歌、哲学等,它们不是从物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始,不是产生于物质世界,这一点与经济活动大为不同。经济活动的基础主要是生产与交换的活动,生产是将一种物质形态转换为另外一种物质形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将矿石变成汽车,将种子弄成棉花再做成五花八门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时装,交换是将一些生产和生活资料运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手中的东西,能够转换为实物,或运用实物来加以衡量。

  而文化的活动不然,不是来自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文化是通过符号进行,人们所使用的汉语、英语或法语,所使用的中文的“一二三”或是阿拉伯数字“123”,包括过春节还是过圣诞节,以及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都是人为规定的,是约定俗成的。而在某些“礼仪”、“礼节”的背后,拥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也是经过阐释之后放进去的。人们通过这些规定和解释,创造出这个世界的人文秩序,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顿。

  同样,文化的活动也不是来源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战争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征服他人,实行统治。在某些政治强权的情况下,文化有可能被政治所征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有自身出发点、自身轨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是人们自我改进的一些技术和艺术,其中也包括对于统治者的驯化和改进。

  这样说,放在孔子身上也合适。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听进去他的学说,按照他的方案统治天下,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学说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正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实际上并不欢迎孔子那些东西,所以他才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统治者们只是在需要装潢门面的时候,抬出孔老夫子,借用一下,貌合神离。秦晖先生说,中国统治者其实骨子里是法家,他们所实施的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不是儒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孟姜女将长城哭倒这个举动,而是这个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个事实,在民间这个故事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灵感,不断被改编为不同剧种,在今天还拍成了电视剧。我小时候还没有上学,就从不识字的祖母嘴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人们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于暴政(以秦始皇作为代名词)的不满,对于统治者庞大意志(不顾人死活)的怨恨,尽管“哭”仅仅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诉求,没有比这个更低了。同时这个故事也传递出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亲人的关爱。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咀嚼这个故事,他们自己身上一些积压的情绪,于其中就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释放,他们感到自己身上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安置和安顿,同时也十分侧面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的规训。

  历来的统治者没有将这个故事禁掉,令人感慨。“长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古代甚至不是象征,而是国家力量本身;小女子孟姜女将国家力量哭倒,将其削弱,岂不是犯了颠覆国家的罪行?但是我们的古人不这么想,他们有着足够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人替古人这么去想,也许是可耻的。

  放在我们今天的议题中,长城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孟姜女哭长城则代表了某种“软实力”。“软实力”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硬实力”,不是硬实力的软性翻版,乃至不是直接服务于硬实力。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有自发自为的起点。孟姜女的这个故事,体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从他们的立场上,看待周围世界及看待自己的诉求。当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这个故事中得到说明和接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便令人放心一些,更加适宜人居住一些,尽管解决问题还要等到下一步。

  文化的这个起点,还可以通过孔子对于《诗经》的编纂可以得到说明。《诗经》中远远不仅是爱情表达,“关关雎鸠,在河之舟”,比如这一首,它形容自然界电闪雷鸣,噩兆历历,可是统治者还是无动于衷,不听警告:“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緈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賀莫惩!”孔子将这样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并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和“怨”,都涉及了统治者必须听到老百姓的怨怼不满,作为对于自己的提醒。在某种意义上,封建王朝因为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于是他们便想到了为自己的千秋万代负责。当然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矛盾与对立,美梦总是做不成。

  文化的这个不同起点,在今天有着更好的表述,这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分。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而“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是构成相当张力的。“文化现代性”前提即“除魅”,它指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应)存在那种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力量,它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接下来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理性”、“个人”、“多元”、“平等”,则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关键词汇。

  这一套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起点,也为现代政治以及经济活动,提供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框架、界限和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现代性”,给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乃至经济活动,描绘了基本世界图景,为其准备合法性依据,或为其输送力量和源泉,即人们应该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和灵感,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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