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国”到“亲共”：一位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
马寅初是国民党资深党员，早在1913年留美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过马寅初回国后任教北大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学研究与传播，较少参与国民党党务活动。马寅初与国民党接近，始于1926年。这年夏天，他偕上海工商界王晓籁等人，专门赴广州考察广东国民政府新政，还于7月9日受邀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及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1927年6月，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邀请马寅初赴浙江省政府任职。马寅初便偕北大教授谭熙鸿南下杭州，从此离开北大20多年，直至1949年才重返北大任校长。此时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建立国民政府，北伐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寅初的南下，与蔡元培等北大同仁的私人交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北京政府，他显然更倾向于支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在政治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源于他对中国尽快发展资本主义、走上欧美民主国家道路的强烈愿望。他希望政府尽快结束军阀纷争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1926年和1927年，马寅初多次发表文章或演讲，指出中国缺少真正的资本家，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他对中共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马克思学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未必适用，在生产落后的中国更不可能采行。他批评马克思的价值论，认为价值不仅仅由劳动产生，还包括技术、管理、经营等很多无形资产。马寅初的观点引来陈独秀的批评。陈以“撒翁”为笔名发表《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毫不客气地指责马寅初不懂马克思价值论。事实上，马寅初从经济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批评切中要害。
马寅初1927年夏到杭州后，即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邵元冲，及北大同仁蔡元培、蒋梦麟等共事，他还担任了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的筹备员。期间马寅初较为突出的活动是，与朱家骅一起制订《浙江禁烟条例》，积极倡导禁烟运动。1928年浙江省政府改组，蔡元培、蒋梦麟等重新转入文教工作，不久马寅初也离开杭州。
1928年12月，马寅初在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他在杭州的旧识邵元冲。两人一直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每当立法院举行会议后，他们经常与同人一起聚餐、谈话。邵元冲作为中国经济学社的理事，也频繁参与学社会议与活动。1932年5月，邵元冲任立法院代院长后，马寅初升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1月，马寅初转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陈长蘅、卫挺生、贾士毅等15人。上述三人也是马寅初领导的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蒋介石此时对马寅初信任有加，多次邀请他为自己讲解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财政经济状况，1932年时还一度考虑让马寅初负全国经济之责。1934年夏，蒋介石又邀请他为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马寅初深受军官们精神与意志的鼓舞，感到“中国前途，颇有希望”。
1927—1937年，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相对和平发展的十年。此时，马寅初作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虽然对财政当局的部分政策有所指摘，但总体而言与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与良好的互动。他对包括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所得税征收等在内的财政金融问题，经常发表意见，成为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马寅初此时的政治关怀，在1938年的一次演讲中有所体现：
余素来主张研究经济之人，应与事业界有成绩之人互相联络，遇有重要问题发生，可以共同研讨，使双方意见，不致相去太远。中国经济学社，以三分之二之经济学者，与三分之一之事业界巨子，合组而成者，其目的亦即在此。而其有利于国家社会，必非浅鲜。英国所以无大革命发生，即因国内官僚(贵族包括在内)与思想界两阶级，地位不相悬殊，英国执政之人，多与思想界接近，故适于国情之学说一经传布，易为政府采择，革命潮流，遂可阻遏。以我国目前情形观之，有知识之人，往往喜唱高调，与事实离开太远。中国经济学社同人，有鉴于此，故将两类人才，合在一起，交换意见。则读书人之思想不致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序，始能安定。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步就班的。循序渐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
可见，马寅初有鉴于知识界“喜唱高调、思想激进”的现实，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加强经济学界与实业界、政界的交流，实现社会各方面精英的合流，达成共识，以协调社会发展的步伐，避免出现剧烈变革与社会动荡，在循序渐进中获得持续、真正的进步。这表明，此时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与当时主流知识界，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观点，颇为一致。同时，也可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财政部的龃龉，理解为知识分子与政府在争论过程中不断交换意见、希图达成谅解和共识、以避免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的一种表现。马寅初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经常声明自己是国民党员，是真正为党国前途考虑的人，其意也在此。显然，此时的马寅初，并不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主张。
抗战爆发，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原有的经济秩序与利益结构被破坏，政府对财经统制与资源垄断进一步加强。马寅初发现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奸商贪官大发国难财，愈来愈富，普通消费者与薪资阶层的生活则越来越困难。他的视野与关怀，逐渐从政府层面向民众层面转移。对后方的达官、资本家趁火打劫之举，马寅初最感不公，因此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财产税的主张，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继续抗战。由于他坚持己见、不听劝告，在公开场合多次痛骂发国难财者，蒋介石最终无法容忍，将其软禁与限制自由达四年之久。马寅初的被捕，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合作到疏离的转折点。抗战时期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则是促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原因。
战时重庆，中共与中间势力活跃。马寅初在1940年被捕之前，与中共建立了初步联系，他对中共有一定好感，但了解还不多，只是认为共产党较有办法。他曾对竺可桢说，共产党“领袖能刻苦为可佩”。中共领袖的“刻苦”，恰与他痛恨的国民党高层的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比。马寅初当时与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时相过从。此时，他与黄炎培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或可反映知识分子在国难之下的心路历程。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受黄炎培之邀在山东戏剧学院演讲后，共进午餐，他对黄炎培帮助财政部劝募公债之事表示了不同意见。原来，是年9月，由蒋介石和孔祥熙领导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成立，黄炎培担任秘书长。马寅初主张征收财产税解决抗战经费问题，不赞成通货膨胀和发行公债，而且他对孔祥熙厌恶日深，自然不希望黄炎培介入战时公债事。黄炎培在回复马寅初的信中写道：“此事若在九一八以前，弟固完全同于先生之所指示者。国难以来，自念平生所学所志所事，皆无补于国破家亡之惨，断不应再抱爱惜羽毛之故态，苟利于国，虽为舆台不辞，至于袒裼裸裎，焉能况我。三年参议国政，私挟三种志愿：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中央与地方合作，三、助成各党各派与无党间合作。”战争摧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平生所学所志所事，皆无补于国破家亡之惨”，道出了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国难当头，此时的黄炎培，无法也无心集中精力于战前积极倡导的职业教育事业，他怀抱沟通政府、民间、各党各派之愿望，涉入政治越来越深。
对马寅初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离开江浙入川，他自己与上海金融界、企业界多年的往来中断，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大大减少，《经济学季刊》停刊。立法院的工作较之1927—1937年，重要性也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马寅初的学术见解与政府的财经政策渐行渐远，政府不断扩张权力与民间经济力量的衰弱，是他不愿看到的现实。马寅初恐怕也在思考，国难之际，一个经济学家还能做什么?1927年，当他辞去北大教授、投身政府时，自是希望以平生所学贡献国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帮助政府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从上文引述的马寅初对学界、工商界与政界的关系与期待看，他是有一定政治主张与抱负的人。他希望在政府与民间合作共赢的状态中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但抗战的爆发及后来的国共内战表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何来各个阶层精英分子的充分沟通?何来经济发展?战时重庆中共与中间势力的活跃，倒是让马寅初看到了国民党之外的希望与选择。1940年被捕前，他曾在演讲中提到战后国内实现和平，“各党各派应彻底为老百姓做事”。“彻底为百姓做事”，透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眼光的下移，不以“主义”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执政方针为转移，而以是否为民众做事为取舍标准，一定程度上表明马寅初此时在国共与其他党派之间不存“偏见”。此时的国民党，对马寅初而言不再是最优选项，而是“各党各派”中的选项之一，体现了马寅初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之意。
如果说马寅初在被捕之前，矛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政府中的个别人——孔祥熙和宋子文——大发国难财，那么蒋介石对他四年的制裁，以及抗战后期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战后国家资本在没收敌伪资产过程中的急速扩张与贪污腐败横行，使马寅初对国民政府的希望彻底趋于破灭。当然，国民政府军事上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以及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迫害(如较场口案与李闻惨案)等，也使马寅初深感不满。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与孔宋的表现，对马寅初而言可以说是一股向外推的力量，中共方面则给了他一种拉的力量。马寅初在被捕之前，与中共的接触较为有限，但从1945年初开始，周恩来、郭沫若等人与马寅初的交往增多，《新华日报》也经常刊载马寅初的消息。内战爆发后，马寅初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中共，这在他与挚友竺可桢的私人谈话中有生动展现。
1946年6月12日，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登门拜访马寅初，希望他在次日杭州学生联合会游行前的演讲中保持克制态度，将游行口号控制在停止内战范围内，不要挑战国民政府的权威。竺可桢记道：“余谓内战中共、中央均须负责，但寅初则谓政治协商会之定案二中全会首先推翻，故中央应负其责。余谓若明日军警阻止，必发生事端。寅初谓如此则事端扩大，庶几国家之福。余甚以此说为不然。”两位好友，在内战爆发由谁负责与游行是否应该升级问题上产生分歧。马寅初认为内战责任主要应由国民党负，自然将更同情中共、疏远国民党，或者说，此时他已站在中共立场看待国共内战之态势。“寅初劝余立于民众立场，余谓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余所痛恨，但吾辈存心须公平。”马寅初提到民众立场，显然，他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民众利益，所以反对政府理所当然。竺可桢1949年后也留在大陆，此时的态度，明显比马寅初温和许多，他声明自己固然不赞成政府政策，也痛恨孔宋贪污，但“存心须公平”。可见，此时马、竺二人在与国共两党的亲疏远近上，存在相当差别。
从1945年底至1948年马寅初发表的演讲与文章看，他的关注点仍集中于财政经济领域，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宋子文的批评较之抗战时期，又进一步升级。如多次呼吁打倒官僚资本、批评政府的外汇政策与黄金政策、反对签订《中美商约》等。马寅初重翻旧账，说：“五年前我主张征收财产税，就派了宪兵、特务来把我关了起来，说我是共产党。五年后的今天，立法院通过要征财产税了。如果我见到蒋先生，我要对他说，你就应该把这些人一个个都关起来呀!”确实，1940年马寅初批评国民党被捕时，不是共产党，但1945年重返演讲舞台后，他与中共的距离已经很接近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较之抗战时期已有很大变化。这时他对孔宋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更为直接，“现在的国际贸易，都被三大官僚资本的贸易公司包办去了。一个叫扬子公司，是孔家办的。一个金山公司，是宋子文办的。一家叫立达公司，也是他们办的。他们进口大赚其钱，出口因无利可图而置之不问……这就是官僚资本，不打倒官僚资本，中国经济就没有生路。”马寅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出版多部《马寅初演讲集》。经过20多年的历练，他的演讲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如何把握听众心理，如何引导舆论走向，驾轻就熟。可以说，马寅初对国民政府的财经批评，尤其是对官僚资本的抨击，是压倒国民政府的一根重要“稻草”。事实上，他的批评不一定准确，阐述不一定严谨，但正是这些批评，最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对内战时期的人心向背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8年4月，马寅初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在南京举行，马寅初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评议员。但他去信表示放弃评议员资格，再次表明他对国民政府的决绝态度。这年11月，中共就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著名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与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马寅初于1949年春与众多民主人士一起来到北京，迎接新政权的诞生。
1927年，马寅初离开北京南下，支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他主动告别国民政府，与中共成为同路人。在这22年中，马寅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亲近到疏离，再至反对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寅初在国共之间虽有所选择，但他自始至终坚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职守。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任职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财政当局的适当距离与质疑权利。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并未进入政府。
结语
讨论马寅初从“亲国”到“亲共”的转变，探索的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人生抱负，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经济学研究与传播，而是要构建国家经济立法体系，影响现实财经政策，沟通经济学界与经济界、政界等各方面精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稳步发展。抗战爆发打破了这一愿景，他不得不思考：一个经济学家在战时特殊情形下能贡献于社会什么?国民党是否还能改善自身?到底谁能真正为民众做事?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有其财政主张上一脉相承的学术坚持，他深谙演讲之道，拥有张扬的个性，他的批评至为尖锐、深入人心。蒋介石在国内外严峻情势下，急于为孔宋护短，对马寅初做出较为严厉的制裁，进一步将其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事实上，在逮捕马寅初事件上，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决策上有失误，处置过于激烈，没有充分估量到被捕事件对马寅初本人的触动以及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更深层的问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高层，面对马寅初以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批评，没有决心也没有力量有效遏制通货膨胀，正视并解决政府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等顽疾，即不能“改善自身”。这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最终与国民党疏远的根本原因。
1945年后马寅初逐渐转向中共。事实上，中共的经济理念，与马寅初早年对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期待与精英阶层合力进行渐进改良的理想方案，并不契合。可以说，此时他的政治选择，更多地来自于战时和战后对国民政府财经政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失望。从马寅初的知识背景、长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生活经验与1945—1948年撰写的文章看，他对中共的了解并不多，只是感受到中共是站在民众立场，政治清明，领袖过着艰苦生活。而中共的这些优点恰恰是国民党的最大弱点所在。同时，周恩来等人对马寅初的关怀与积极争取，中共对自身主张不遗余力的正面宣传，无疑给了马寅初一种巨大的拉力。也正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马寅初完成了由“亲国”到“亲共”的转变。
1927—1949年，国共对峙始终存在。马寅初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选择，经历了从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实行渐进改革，到以讲求社会公平和注重民众利益为主旨的转变，耐人寻味。应当说，马寅初的左转，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知识分子在国难背景下的选择。战争的发生让他们眼光下移，更关心普通民众的利益，中共的政治立场恰与此契合。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战时财政主张与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渐行渐远，对战时财政实况深为不满，而触发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矛盾，从一名“体制内的批评者”转变为“反体制者”，当然亦被裹挟进这一时代潮流。同时，他拥有财经学者的专业素养和巨大的社会声望，他所具有的顽强性格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的天然的使命感，使他勇于挑战权势、不断慷慨陈词，掀起了国统区反对孔宋与质疑官僚资本的舆论风潮。从这一角度看，他又何尝不是时代潮流重要的推波助澜者?
（摘自《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