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结束已经几天了，但相关的话题仍在延续。见诸媒体的，多是发言者的记录，之后的相关讨论却不见踪影，有些媒体干脆只发知名人士言论。而从参加会议的现场来看，真正讨论热烈的，往往是一些分论坛上的自由讨论。
一个例外是关于土地制度的分论坛。由于香港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凌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柏峰的争论，使这场分论坛成为少有的受到媒体关注的争论现场。
许成钢教授不用多介绍，百度上有他的词条，有很多头衔，有很多学校的教职，也获过很多奖。
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
凌斌生于1977年，网上的一些资料显示为副教授，但实际上已经晋升为教授，据说是北大法学院近十年来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柏峰生于1980年，目前也已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两人虽然年轻，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已有所建树。
凌斌本专业是法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社会学与法律经济学，近年来开始进入土地制度领域。他的法律经济学专著《法治的代价》，就是对作为产权派理论基础的科斯定理的系统批判。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他天天都在阅读和思考各地土地流转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
陈柏峰虽然年轻，但在三农问题与法律社会学领域，也算得上声名卓著，尤其是在三农问题上，多年来坚持每年都下农村进行长期驻村调研，可谓脚踏实地地做学问。
因此，在当天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中，他们敢于当面反驳著名经学家的话，并不仅仅是莫干山会议的精神使然，也因为他们对自身专业水准的自信。所以在那天的讨论中，他们经常会说，“你们到下面去看看，去问问农民……”
不过，媒体将当天会场的讨论解读为年轻学者挑战学术权威，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当天的会场上，并不止凌斌与陈柏峰两位年轻人，也有其他年轻学者参与讨论，其中不乏许成钢观点的支持者。
有意思的是，在现场明确表示支持许成钢教授观点的两位年轻人，都有经济学专业背景。
有媒体记者在报道中提到当天的争论时，针对凌斌与陈柏峰的发言说，“任何有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很容易看出上述青年学者经济学基础薄弱。不过，鉴于他是法学而非经济学出身，而且由于对他缺乏了解，这里并不想对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做出评价。”
这位作者的论据是之前的一段讨论，总结起来的意思就是，“有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经济学里评价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是per capita GDP 。而凌斌则认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于中国，因此他们的经验并不能说明什么。陈柏峰在随后补充说，韩国与台湾、日本的崛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特定的地缘战略环境下的产物，并不具有代表性。
这个报道中还提到，许教授当天在遭到反驳后起身离场，并非出于愤怒，而是因为“连基本事实与常识都要争论的情况下，讨论无法进行”。
这里似乎暗含了一个无须挑明的前提，即讨论必须要有许教授所说的“基本事实与常识”。或者说，只有同意部分主流经济学拥趸的“常识”，才算是“有过基本的经济学训练”。笔者愚钝，虽然不敢自诩“有过基本经济学训练”，但看到这里仍然不免疑心，他们说的“事实和常识”似乎跟别人不大一样。
先说常识。在经济学界，GDP和per capita GDP都是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在发展经济学中，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常常是通过GDP来进行比较。因为发展中国家的per capita GDP要在一段时间才能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和许教授所在的香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知道怎么在许教授这里，就成了评价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甚至成了是否“有过基本的经济学训练”的常识。何况per capita GDP只是发展的结果，而随着条件和其他要素的变动，这个结果自然会相应的变动，所以才有历史上的兴盛与衰落、崛起与败亡。而我们讨论问题，在看结果的同时，当然也要讨论条件，也就是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所启发。不妨说，有些常识其实并没有那么艰涩难懂，稍加解释，受过基本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明白，并不需要“有过基本的经济学训练”，过于强调学术训练背景，反而会让人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感觉。 如果说经济学的常识就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只看per capita GDP ，未免让人担心这经济学也太缺乏历史感、太狭隘了些。如果只是这么比，只看同一时间点上的per capita GDP，按照经济史家的估算，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per capita GDP都高于欧美，这算不算是事实呢？如果算，又说明什么呢？是否说明那时的中国的土地制度就是普适通用的，他们不采取中国的制度，就发展不了呢？但后来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人家并没有采用中国的制度，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再来说事实。陈柏峰教授在反驳许教授时提到，韩国、台湾和日本在崛起时都有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陈柏峰的意思当然是说，在当时的冷战历史背景下，韩国、台湾和日本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又是战略前沿地带，这算不算历史事实呢？
陈柏峰还提到了朝鲜的per capita GDP曾经在很长时期里高于韩国，但因为讨论激烈，他的话没有讲完。历史事实恰恰就是，朝鲜的per capita GDP曾长期高于韩国，而最后之所以一落千丈，除了苏东体系的瓦解和冷战格局的终结，使其失去了支撑，更重要的是，早已实现工业化的朝鲜因为受到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从而无法获得工业化生产所必须的原料。
当天晚上的讨论中，许教授的其他支持者们也经常说“经济学认为”，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与陈柏峰和凌斌在发言中常常以实地调研结果得出的结论相比，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说的是应然，而对实然的情况了解太少，总不能因为经济学认为什么样，人类就必须怎么样生活，生活实际不符合经济学，就必须改变生活吧？
有三个人先后在发言中提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似乎也不是经济学的常识，甚至违反经济学的常识：权利使用常常存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而且，“有恒产者有恒心”也推理不出“无恒产者无恒心”。实际上，这句话的完整版本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惟士为能”，意思是说，还是有人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到，只不过在古代一般认为，只有士君子才做到而已。
有人举例说，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所以农民的房子都不好好盖。这就更加不成立了。农民的房子质量不好，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他们主观上不想盖好，更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土地产权，只是他们受制于经济条件罢了。因此，陈柏峰立刻反驳说，今年我父亲在农村老家刚盖了房子，用了二十万元，怎么能说是没有好好盖呢？
前文提到的那篇报道说，许教授之所以讨论私有化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土地必须私有化，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而年轻学者之所以不讨论，并不是因为不认同这个目标，而是因为现在决策层无意这么作，讨论也没有意义。这位作者恐怕没有亲临现场，自己想当然认为大家都支持私有化。但当天晚上的讨论中，原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亭在发言中说，他也认为土地权利实际上是一个权利束，虽然土地产权没有完全私有化，但这并未影响农民的经营积极性。至于作者说，有年轻学者私下也承认，私有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至少从持续两天几乎没有间断的讨论看，这并不是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核心始终是经营权流转、土地收益分配、宅基地能否流转等更为技术性、操作性也更强的问题。
还有人提到，只有私有化了才能进行交易，凌斌则用成都和重庆等试点土地流转的情况予以反驳。他说，并不是因为没有私有化，所以农民才不交易，在这些试验区，如果没有政府引导乃至强制性措施，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也并不强烈。很多地方的土地流转反而是在政府和集体的组织协调下才会如此顺畅。这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只要供大于求，没有私有化，一样会发生土地流转。三十年来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土地流转。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许教授是中途加入到讨论中来。此前已经形成了惯例，每个人轮流发言。但许教授到来后，尽管主持人一再解释，他仍然坚持可以随时插话。出于尊重，大家最终同意按照新的规则进行讨论。这才有了后来所谓青年学者“插话”的一幕。而许教授似乎自己插话比较顺利，但面对别人插自己的话还不能很好的适应。他也从未正面回答青年学者的追问。当凌斌问他所讲事实和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开始追问凌斌的学历。当陈柏峰提出反例，他又顾左右而言他。对了，他还在发言中提到，亚当•斯密说工业革命源自英国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工业革命萌芽于十八世纪末，兴盛于十九世纪中期，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完成于1773年，发表于1776年，也完全没有论及工业革命和土地制度的关系。这应该也可以算是“经济学的常识和事实”之一吧？
这些其实都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只要回到简单的常识即可，或者尽可能多地走访农村进行调研，都可以得出更正确的结论。舍此不取，一些经济学粉丝却一定要指责反对自己的一方不懂经济学，一方面可以看出自己不够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局限的知识，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早已溃不成军。
是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才刚起步，刚被引介到中国来的西方经济学一时成为显学，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在这三十年的改革中，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也无人否认。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就是在这三十年间，某些经济学理论被一部分人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不可置疑的神圣教条。而且，某些教条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医疗改革，曾以市场化为导向，但最终选择了放弃市场化导向。每当提到这些时候，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总会用“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样苍白无力的辩解来搪塞。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三十年前的莫干山会议上的思想解放需要打破当时的教条，那么今天的莫干山会议如果重扬思想解放的旗帜，需要打破的教条中，也包括这三十年来新形成的理论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