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南生老师的生日，对于南生老师，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如何说起，就从与南生老师的第一次见面说起吧！
第一次见到南生老师，是2004年3月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一个会议上，那时南生老师还在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不过在那次会议上，南生老师那极具艺术家气质，一头飘逸的银发还是给许多参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那时参会人数太多，而我那时只不过是安徽宿州市委党校的普通教员，并没有得到单独和南生老师接触的机会。那时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会在几年后能与南生老师结下深厚缘分，并得以成为南生老师的嫡传弟子。
时间是在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安徽大学三农研究中心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大学的张德元老师曾问我以后有何打算？我说打算考博士，但由于刚刚经受过一次失败，自己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张老师就说：“那你可以考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啊！”我当即对张老师说：“人民大学农发学院的目标是不是太高了？”张老师极力鼓励我报考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并向我强烈推荐南生老师。他说南生老师人品学品俱佳，对于实证研究有着极其独到的理解，并建议我征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老师的意见。而何开荫老师也向我强烈推荐南生老师，他说南生老师为人正直善良，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实地调查做得尤其出色，对于像我这样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尤其适合。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老师也推荐我报考南生老师的博士，并将南生老师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张德元老师、何开荫老师和于建嵘老师的推荐，我真的很可能与南生老师失之交臂。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给南生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到自己打算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将自己的学术履历以及一篇讨论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章发给了他。大概一个月后，南生老师在回复的邮件中提到人民大学将于7月初举办一个主题为“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学术论坛，并希望我能够参加相关讨论。那次会议很成功，南生老师的评议发言也很精彩，此后通过电子邮件，我和南生老师就建立起了为密切的联系。2007年春节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收到了南生老师发来的电子邮件和照片。在港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周其仁老师编的《农村改革与中国的发展：1979—1989》。从这本书里面，我不仅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了南生老师的学术研究，甚至了解到了南生老师曾经历经过的坎坷与磨难，香港中文大学的萧今老师和李连江老师也对南生老师给予很高评价。得益于在香港做访问学者那一个月的认真复习，我才得以成为他的嫡传弟子。
来到人民大学后，见到南生老师的日子就更多了。第一个学期，我选择了他为硕士开设的《公平与发展》这门课。一开始作介绍时，南生老师就说：“我姓白，出生于南京，所以叫白南生。”这时我才知道南生老师名字的由来。在讲授这门课时，他以自己参与并主笔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为蓝本，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课堂上大家踊跃发言，十分活跃，而南生老师的点评也十分风趣幽默，但又引人深思。记得硕士班的一位女生发言十分精彩，南生老师风趣调侃道：“你不仅具备经济学家的潜质，也同样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为了准备发言，我认真阅读了罗尔斯、诺齐克以及阿马蒂亚•森的相关著作，并进而加深了对于公平问题的相关理解。在第二个学期，我又选了白老师为博士开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相关课程，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使得我在方法论层面的巨大缺陷得到了很好的弥补，并开始明白怎样去做研究设计；而《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课程，不仅让我这个多年在地方摸爬滚打的人找到了做学问的感觉，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南生老师对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问题的精确细致而又恰到好处地把握。
能成为南生老师的嫡传弟子无疑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在读书会上，南生老师多次要求我们阅读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他建议我们不仅要认真思考相关问题，更要理解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把一些极为宏大繁杂的东西给综合在一起的。这种读书会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在相关问题讨论过程中，南生老师也会积极加入到我们的讨论，甚至是争执，但如果你说的很有道理，南生老师也会坦然接受。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们提到上世纪80年代和宋国青教授的一场争论，并说当时说也说服不了谁，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直至十几年后一次到农村调研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在研读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时，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和南生老师发生争执，有时候南生老师说服了我，也有时候是我说服了他。他对我们要求也极其严格，甚至可以说极其严厉。有时候自己写的东西甚至不敢送给他看，干脆自己找个地方偷偷发了算了。
我还被南生老师狠狠批评过一次。2008年12月份我们随南生老师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葛延风老师一起去浙江平阳和泰顺去做乡镇调研。几天后南生老师和葛延风老师有事先回去了，只剩下我们一帮年青人继续战斗。在浙江泰顺的一天下午，完成预定工作计划后，还剩下将近一个小时无事可做，我们临时决定到一个村子走访农民问一下家计状况。具体做法是见到路左边的第一个路口一直往左拐，直到不能拐为止，就这样来到了一户农民家。当时这家男主人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女主人在家接受我们的调查。由于当地方言很不好懂，我们问得也比较慢。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过来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盘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村子里面干什么。我当即回答道：“我们是国务院来的，来你们这里调查中央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如果想核实一下的话，你可以打你们镇党委书记的手机，他的手机号码是╳╳╳。”我说了以后，那个人就灰溜溜地走了，直至调查结束再没出现。回到北京后和南生老师说起这件事情，南生老师非常生气。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干呢？”我回答说时间紧，当地方言很不好懂，如果继续和村干部纠缠下去的话，调查也就没法做了。南生老思考了一会，又说：“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说是国务院来的啊。”
09年3月底博士论文开题后，我去安徽省长丰县挂职县长助理。由于在挂职期间需要完成博士论文，南生老师曾一度担心我不能按时完成博士论文，每次到北京来，他都要问我的论文进度如何。不仅如此，我也时常给他打电话，汇报自己的论文进展以及工作开展情况，并将一些有趣的事情讲给他听。09年下半年，南生老师身体已经不太好，但每次来北京时都去看他。有次我和爱人带着儿子去看他，儿子非常淘气，在南生老师家里面揪鲜花花瓣，弄得满地都是，我当时气得要揍他。南生老师阻止了我。临走的时候，儿子又说了一句：“我还没有和白爷爷握手呢！”这一句可把南生老师逗乐了。后来他还和师弟说起这事，并慨叹现在的小朋友真淘气啊！此外他还和我聊起南方复种指数下降的事情，希望我找机会调查当地复种指数，试图验证一下超级稻对于农民收入的相关影响。
按照原来设想，我打算把博士论文写好了再交给南生老师指正把关。但由于自己工作上的原因，论文一拖再拖。而等到元月份论文初稿写好时，南生老师已经没法指导了。而我也没有最终能等到南生老师参加我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仪式的那天。但我知道南生老师对我期望值很高，希望我做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如今我惟有以自己全心的努力，不让南生老师为我失望。以自己今后的认真踏实工作，来回报南生老师对于我这些年的指导和教诲。自己每逢提笔要写点东西的时候，总要扪心自问道：南生老师会认可吗？南生老师虽然走了，但我总觉得他其实并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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