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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与市场的落差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财经网》 [ 11-09 00:00 ]
哈佛管理公司主席的收入在大学算是极高的，但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得的收入间仍存在巨大落差
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老牌的大学，而且也是最富有的私立大学。这得益于由哈佛校友会捐款和300多年来广泛的社会资助构成的捐赠基金。该基金规模庞大，且无需政府支持。截至今年6月30日，哈佛获得的捐款总价值已由一年前的292亿美元增长到349亿美元。
这笔资金自1974年起，便由学校内部一个叫做“哈佛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HMC）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事实上，这笔资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约1.1万个单独的基金组成，其中许多仅限于特定用途，例如支持某个研究中心或某一个特定的研发项目。HMC以低于外部基金管理机构的成本，掌管着学校拥有的所有捐款、年金、信托基金和其他投资。
哈佛素有雇用华尔街的明星人物掌舵HMC的传统，但却往往难使这些人愉快地“在其位、谋其政”。HMC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在就职刚刚一年多后便宣布辞职。他计划今年回到自己此前供职的位于加州的私人基金管理公司。
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埃利安是在基金投资实现连续一年的强劲增长之后辞职的。在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中，哈佛大学获得了23.0％的回报率。2007年也成为自HMC于1974年创立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甚至优于其他大型投资管理机构的业绩记录。HMC高达23.0％的回报率，不但优于Trust Universe Comparison Service所测算的151家大型投资基金的业绩中值17.7％，还高于其中业绩最佳的前5％家基金的中值20.9％。23.0％这一数字，使得哈佛捐赠资金在近十年间的年均回报率达到15.0％，而五年来的年均回报率更高达18.4％。此前，HMC自成立以来的年均回报率为13.3％。
持续的高回报率切实增强了对哈佛学术项目和教学任务的支持，包括金融援助、员工薪酬和设施维护等等。哈佛大学的每个学院都可使用投资、募集的馈赠和学费来支付教学成本。而单凭哈佛的学费只能支付总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
哈佛每年把5％的捐赠基金花在大学项目上。在2007财政年，来自捐赠的资金支持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学校预算，共11亿美元。同时，捐赠基金资助了哈佛学生资金援助项目。这样，无论学生是否有能力付学费，只要合格，学校都可以招收。
自2001财政年到2007财政年，学校基金发放的奖学金和各种学生奖励从1.56亿美元增加到了3.02亿美元，增幅超过94％。而同期，基金分配在所有哈佛项目上的经费，从6.15亿美元涨至10.4亿美元，增幅超过70％。
近年来，哈佛对其捐赠基金的依赖性有所增长。在1997财政年，捐赠收入仅占学校总收入的21％；而到2007财政年，这一数字已达33％。
就在使捐赠基金取得了创记录的回报率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时，埃尔－埃利安却要离开哈佛，导致他辞职及其不同寻常的短暂任期的直接原因不明。人们只知道，他在HMC的收入与在私人基金公司可挣得的收入间存在巨大落差。
虽然埃尔－埃利安的收入在哈佛大学中算是极高的，但对于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来说，标准的酬劳计算模式是按所管理资产总额的2％计算管理费，加上20％的基金年投资利润。因此，管理一支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其经理每年就可挣得几千万美元的收入。这种落差无疑是很大的。
二、曼昆的经济学第一课
“经济学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9月17日，哈佛大学新学年的第一天。中午12时左右，格利高里·曼昆教授坐在桑德斯（Sanders）讲堂的讲台台阶上，以握手的形式向新生问好。
地处哈佛校园中心的桑德斯讲堂是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坐落于“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内。作为一座足以容纳1000人的讲堂，桑德斯讲堂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1998年造访哈佛大学时发表演讲的地方。
曼昆是哈佛大学最有声望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兴趣涉及广泛，包括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金融市场、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他还以多产著称，其代表作包括两本流传极广的著作——《中级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这两本书被翻译成超过15种文字，销量达上百万册。曼昆还活跃在经济政策领域。从2003年到2005年，他曾担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曼昆在哈佛所教授的课程繁多，其中以关于经济学原理的导论课最为人称道，每年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多达1000人。该课程在哈佛经济系的代码是Ec10，是一门必修课。同时，因为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的定义，所以课程也被称作“Ec10社会分析”。由于课程的入门性质，每年选修该课程的1000名学生中，大多是一年级新生。而作为一门本科课程，其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
中午12:05，曼昆准点开始讲课。他首先欢迎所有听课的学生，并鼓励他们在四年本科的开始阶段学会开放式思考，尝试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不同学科。接着，曼昆开始解释课程的安排。他直言他只是“大课堂的主要教师而非主导教师。”他的课时安排提纲显示，他只打算在为期13周的秋季学期安排六次1小时的讲授，其他四次讲授将由经济系另外四名教师担当。
环顾挤得满满当当的讲堂，曼昆称：“这门课所吸引的学生数量相当于整个经济学院所拥有学生的数量。”据悉，所有学生将分为34组，教学和评分则由34名助教完成，他们都是经济系的研究生。这门课的助教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他小型文科学院“经济学原理”课整级学生的数量。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都由教授担当主讲，并直接与学生交流。曼昆的大课堂显然无法做到。于是，34名助教的责任是教授并给超过30个学生组成的小组进行评分。而管理和协调这34名助教，本身就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曼昆将自己完成这些管理工作吗？答案是否定的。课堂上，曼昆将一位名为西尔维亚·阿德格娜（Silvia Ardgna）的年轻女性介绍给在座的学生，并指其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认识她。阿德格娜是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负责管理所有的助教。
这个世界上不乏优秀的学生，但并非所有的优秀学生都适合哈佛。哈佛的学生需要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能动性，同时还要相当聪明，否则他们很容易淹没在哈佛这个极度庞大而且人情相对淡漠的环境里。
哈佛课程要求相当数量的课下阅读。而看似混乱的组别安排以及数量繁多的课外活动，对每个18岁的大一学生而言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相比之下，其他小型文科大学任务就要轻得多。对于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而言，题目需要就自己适合何种环境做出选择。
在处理完所有的行政性事务后，曼昆进入实质正题。“什么是经济学？”曼昆问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最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学科。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但它研究的对象又不是实物，而是人类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了更好理解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其他的科学方法。曼昆接着又对实证和规范表述进行区分，前者是有着支持性论据的描述性陈述，后者则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诊断性陈述。曼昆表示，该课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而不是倡导某个特定的政策立场。
为了解释这一点（找到并理解不带主观判断的事实），曼昆用斯蒂文·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畅销书《另类经济学》（Feakonomics，国内译本名“魔鬼经济学”）做例子。从一套数据中，列维特发现上世纪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同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有正关联。列维特接着依靠一个简单的逻辑形成假说：第一，父母决定放弃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第二，堕胎合法化减少了那些父母不希望降生孩子的数量；第三，因此，堕胎合法化在20年后降低了犯罪率。
曼昆表示，因为反对堕胎，保守人士讨厌列维特的理论；自由派人士也认为研究结果体现了对社会底层家庭的偏见，讨厌列维特的理论。惟一欣赏列维特理论的人群是经济学家，以致于他们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颁发给列维特。该奖项授予40岁以下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
为鼓励学生选修经济学原理课，曼昆给出如下三个理由。第一，获得金钱的贪欲所带来的动力。对哈佛本科生而言，经济学是最接近商业的课程；第二，经济学可以帮助理解与分配稀缺资源有关的政策。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正是在这间屋子开始他的经济学生涯的。如果希望有朝一日成为美国总统，经济学将帮助你理解这些问题；第三，对理解世界纯粹的好奇。
最后，曼昆向学生介绍最基础，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经济学模型——循环图表，他以此将学生引入下一章节。在该模型里，家庭处于图表的一头，企业处于另外一头。通过市场，家庭花费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企业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赚取收入。同样通过市场，家庭通过提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来赚取收入；而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房租和利润来获得这些生产要素。曼昆无法掩饰他对这些模型的热爱。他说，他就像儿童喜欢玩具那样喜欢模型。其理由在于，就像由塑料和胶水做成的车模一样，经济学模型也是对现实的简单化表述。
三、曼昆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
每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都会接到超过600份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仅不到30名。在5%之小的获准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或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来完成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专为其后进行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 “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学习和做标准的练习题。在研究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自行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三年级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教授一点儿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可以完成博士论文 （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
在如此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并尽可能迅速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格里高利.曼昆教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他说：“我告诉学生，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他们对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何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令他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曾喜欢过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携手共进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制造出这种热情。”
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下一步的选择时，总牢记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曼昆感兴趣并已着手的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并且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提出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这就会多少容易一些。”
“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非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掘到金子。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发对其他题目的想法。”
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是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当然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如此之宽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由于涉及领域过多而使每项研究都留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办法。”他承认，“虽然有种说法是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研究当中，但我不会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四、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美国231年历史中共有过43届总统，而哈佛大学在其更加漫长的371年历史上却仅有过28位校长。每一位哈佛新校长举行就职典礼时，都会通过一系列仪式展开关于哈佛过去与未来的一次深刻反思，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作为一名研究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在10月12日正式当选为这所近四百年历史的名校的第28任校长。她本人在此前的大约一个月（9月18日）刚刚度过了自己60岁生日。
福斯特目前是哈佛艺术系的林肯历史学教授，此前曾于2001年至2007年6月间任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其前身是Radcliffe College, 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的首任所长。在来到拉德克里夫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爱丁伯格（Annenberg）历史学教授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主任工作了25年。
福斯特的就职典礼在三百周年纪念剧场举行。这是一个坐落于Widner图书馆和哈佛庭院中纪念教堂之间的巨大绿色空间。每年6月，毕业典礼都会在此举行。缤纷的哈佛旗帜装点着剧场，似乎在向新校长致敬。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上千名哈佛教员、职工、学生、校友和社团成员身披雨衣齐聚这里。
来自世界各个大学的学术代表10月12日下午2点列队进场。在他们之中，有九名福斯特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他们走上台在两边落坐。台上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三名哈佛前任校长：第25届校长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年—1991年，后于2006年—2007年间为代理校长）、第26届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任期为1991年—2001年）以及第27届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任期是2001年—2006年)。
下午2点30分，随着大学典礼官一声令下，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职工代表、哈佛学生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各界人士陆续发表致辞。数名音乐家在每篇致辞和祝辞间进行演奏。
随后，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仪式开始——职务徽章从三位前校长手中一一传递，然后交到福斯特手中。这已成为三百多年间哈佛历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最闪亮的环节。所有的哈佛徽章都历史悠久，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列文瑞特（John Leverett）校长于1708年的就职典礼，甚至更早。就职典礼的正规流程中还使用了包括钥匙、宪章、图章等在内的众多古老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仪式的最后，福斯特校长发表了就职演说，内容与上一任校长萨默斯所做的演讲截然相反。
福斯特称，她不会列出具体的目标或规划，而是对高等教育寄以更宏大的关注。“是时候思考一下哈佛大学及其它类似机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作用了，”她说。
2001年10月，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事项，包括加强本科教学、促使大学团体更具凝聚力以及使制度结构“以最高效率配合科学探索”。
福斯特想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和下一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年里的工作提出“原则性指南”。
“公众需要大学具备使命感，但具体该对什么负责却很模糊，”福斯特说，“这种矛盾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学院和大学几乎毫无边际的期望。”
“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福斯特认为，当下的状况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但是身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福斯特要将眼界超越现时。
“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仍有775页之厚，只是相比其它动辄千页的经济学原理教材而言，曼昆这本看起来的确很短了。
他说：“（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正如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依此标准来看，全世界数百万册的销量就是他成功的证明。
六、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七、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降低贸易赤字惟一途径是增加美国储蓄；缩减财政赤字需采用新的个人账户体系及提高退休年龄。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6年底已经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应该考虑收缩其规模？这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那么曼昆的立场如何呢？
曼昆认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源于资本账户失衡造成的巨额盈余，即目前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已经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因此，若不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量，就无法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曼昆希望看到的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降低的同时，国内总投资也不发生减少。由于海外投资对美国GDP增长有着直接贡献，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美国的储蓄。
“我的观点是，贸易逆差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出现问题的征兆，”曼昆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过低。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国家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则确实是件好事。”
曼昆对美国储蓄率所持的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考量，如大幅增加享受延税（tax-deferred）优惠的储蓄种类，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等。它们可以降低对红利和资本收益征收的税额，使企业所有的资金投入实际上都被用于产生回报。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于海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虽然它们之间确有一些关联。”曼昆在评论美国储蓄率过低时这样说。
关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曼昆指出，对财政预算持续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变化导致的社保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获益人的背后有16名工人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税收收入，从而增大财政赤字。而到2042年，社保信托基金将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将宣告破产。目前，社保体系的保障承诺超出其自身财力的部分按现值计总数已达10万亿美元。
对此，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以延迟其享受养老保障，将退休金“更明智地”投资以便在将来产生更大收益，或以某种方式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身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在2004年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体系。这类账户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私人性质，人们可以将他们的退休储蓄至少拿出一部分投资于更加多样化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未来收益。这一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使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积累收益”。而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曼昆于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支持显著地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目标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
在当时的发言中，曼昆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退休金问题解决方案倾向上的有趣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养老补助支出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表示将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这当然也是我所支持的解决方式；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发起补助方式改革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将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较少提及此话题的原因。”
“我经常思考为何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曼昆说，“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大众水平，所以与别人相比，更长的工作年限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轻松；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他人更彻底，并且我们认识到提高退休年龄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补救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劝导公众去接受它。”
八、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 （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的评审。自2003年由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毕业，他已在哈佛教了四年国际贸易的本科课程，课程名称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哈佛经济系的其他课程一样，安特拉斯的课程具备十分丰富的分析性和计算要求。同样的内容也可因对其进行分析的程度不同而适于不同程度的教学。
更进一步，安特拉斯总是将假设阐述得更加精准。例如，在解释“相似性（homotheticity）”这一经济学概念时，他的课程中不仅包括所有与相似性假设相关的计算方程和图示，还讨论了此假设在针对奢侈品和必需品时的不同现实情况。
当然，关于相似性的假设只是一个分析中的细节问题，在一些课程上几乎可以忽略；而安特拉斯在长度为90分钟课程的前5分钟涵盖了这一概念的许多细节，其余大部分时间则用于讲解更为重要而基础的有关李嘉图模型的内容。这样，学生需要同时领会所学知识的宏观全景以及分析细节。
可想而知，安特拉斯的知识讲授密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考虑到他所教的只是本科课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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