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从广州出去日本留学的朋友。她乘着日本那边的大学放暑假，回国探亲，顺便约我到麦当劳叙旧。结束的时候，她习惯性地按日本的通行做法主动把餐具拿到指定回收餐具的地方去，却发现其他顾客都是吃完一抹嘴，拍拍屁股就走人，留下满桌狼藉等服务员清理。她不由得感慨：“中国人的素质，真是不及日本人。”
当时我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后来回心一想，忽然发觉这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现象：同是吃麦当劳，为什么日本人会主动回收餐具，而中国人却留给服务员来收拾？既然是要用经济学来解释，就不能将原因归结于不同民族的人素质不同。因为说日本人素质比中国人高，这无非是人们观察到日本人主动回收餐具而中国人不管等现象后归纳出来的一个评价，又用这个评价去解释日本人回收餐具而中国人不管的现象，那就成了循环论证了。而且，用不同民族的素质不同来解释不同民族的人的行为不同，就有如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来解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一样，说了等于没说。因为偏好和素质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无从肯定、量度其差异有多大。所以，对经济学来说，最保险的分析方法，还是假设偏好一样，素质也一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一定是由于不同的人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因此，要解释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麦当劳里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就要看他们各自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约束条件当然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同的约束条件都会对决定行为模式的差别起关键性作用。找出决定行为不同的关键性的约束条件，是用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的重点和难点。
我首先想到的不同的约束条件，是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很多。因为日本的工资高，日本的麦当劳会有强烈的愿望节约使用劳动力。如果由服务员回收餐具，就意味着麦当劳多用了劳动力，支付的劳动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增加了麦当劳的营运成本，所以日本的麦当劳会有动力促使到麦当劳来消费的顾客养成自己动手回收餐具的习惯，以节省其经营成本。反观中国的情况，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由服务员来回收餐具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微乎其微。
然而，再一细想，觉得不对。如果说是日本的劳动力成本高这一约束条件使麦当劳的经营者有动力节省劳动力成本，那么，这一约束条件对于那些到麦当劳吃东西的顾客来说，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顾客自身的时间成本(由其工资所衡量)也非常昂贵，所以顾客也有强烈的愿望节省花在麦当劳里吃东西的时间。如果由顾客主动地回收餐具，就意味顾客多用了劳动力，由此而损失的工资收入构成了他们主动回收餐具的成本，也就是增加了他们到麦当劳来吃东西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消费者也一样会有动力促使麦当劳的服务员养成替他们回收餐具的习惯，以节省他们来吃东西的成本。到麦当劳吃东西的人时间成本高这一点应该是无需怀疑的。因为麦当劳在日本是名副其实的快餐，人们到麦当劳去吃东西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省时间，所以可以肯定到麦当劳去吃东西的人在那个时段的时间成本是昂贵的。回顾中国的情况，麦当劳是“洋快餐”，重点与其说是“快”，不如说是“洋”。人们去吃麦当劳，更多是想享受一种西洋的饮食文化，去消闲，而不是去赶快。所以也可以肯定，到麦当劳去吃东西的中国消费者，在那个时段的时间成本是低廉的，他们没有必要为了节省时间而斤斤计较于餐具是由服务员回收还是自己来回收。
因此，劳动力成本高这一结束条件对最终形成由谁来负责回收餐具的结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不能用它来解释同在麦当劳里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同。
再一想，发觉相对价格的不同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在日本，麦当劳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因此与它竞争的替代品就是其它形式的快餐，最平常的就是日式便当(饭盒)。可能是因为两种商品有高度的替代性的原因，二者的价格差距很小。日式便当中最便宜的一类价格范围在400至500日元之间，而麦当劳一个套餐也大约是在500至600日元之间。出售日式便当的店铺只提供便当这种商品，基本上不提供任何服务。麦当劳与这种最便宜的便当的价格差距很小，说明麦当劳的相对价格很低。麦当劳能维持这么低的价格，除了它经营有方、效率很高之外，更在于它提供的是相当有限的服务，也就是说它的价格中不包括回收餐具这种“额外”的服务的价格。既然日本的消费者并没有支付服务员回收餐具的价格，当然就要自己负责回收餐具。
再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麦当劳本质上不是快餐，一份套餐将近20元，街上最便宜的那种5元的饭盒不是它的竞争性的替代物。中国的麦当劳与最便宜的饭盒的价格差距很大，说明麦当劳在中国的相对价格很高。麦当劳能索取这么高的价格，除了它提供的食物质量高，更在于它在食物之外还提供了多种优质服务，也就是说它的价格中包括了回收餐具这种“额外”的服务的价格。既然中国的消费者已经支付了服务员回收餐具的价格，当然没必要自己动手回收餐具了。
这个解释应该是被证实了。因为我注意到自己所在大学里，最近新开了一个饭堂，那里有一个新举措，就是免费提供餐具。学校饭堂提供的食物的相对价格由于受补贴，比外面的就更低了。同学们都主动地回收餐具，虽然也有服务员，但工作只限于抹桌子、拖地板，不负责回收餐具。然而，在另外一个同是在学校里经营但比较高级的快餐部，那里食物的价格水平与外面的持平，也免费提供餐具，在这快餐部里从来没有人主动回收餐具。服务员除了也一样要抹桌子、拖地板外，还负责回收餐具。如果说用两国的国民素质不同来解释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麦当劳中的行为不同还有点迷惑性的话，那么在这里素质的解释之牵强就可见一斑了。同是一个大学里的学生，整体上的素质能相差多远？显然是因为快餐部的价格较高，价格中包含了回收餐具的服务，当然其中一部分差价可以用食物质量较高来解释。
也就是说，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麦当劳中的行为不同的解释，关键的约束条件在于麦当劳在日本和在中国不是同一种商品：在日本它一种低档商品，价格中不包含太多的服务；在中国它是一种相对高档的商品，价格中包含了更多的服务。
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限于饮食业。即使是在同一国家内，越是高档的商店，提供的商品的质量不但更高，而且服务也更多更优质，当然价格也更高。但这更高的价格内包含的不仅仅是商品更高的质量，同时包含了服务更多、服务的质量也更高。如果用素质来解释这种现象，就会得出越出入于高档商店的消费者(也就是越富的人)越“懒”(因为大量售后服务，包括送货上门等，由商店提供而非顾客自己亲力亲为)这样无稽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