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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秩序与自由——理解“人怎样活着”的问题

原文博客链接:http://blog.efnchina.com/user1/3318/11119.html

 

  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对这样一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一种说法,更通俗的表述为: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的问题,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问题。

  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就个人状况而言无从计量,但关于幸福的概念却从来不少。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幸福问题的关注大体上有两大源头——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从古代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人,到近代有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他们认为人的幸福来自人们的感性生活,幸福在于在于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快乐;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则恰恰认为幸福来自于对于人欲望的抑制和追求德的善和美。曹国正先生在《博弈圣经》一书里将信任并自由地给予和欲意的收入,这样一种“自由”定义为幸福。显然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样的幸福似乎是处处碰壁,作为《不幸福的经济学》一书的作者理查?莱亚德给出了解释,认为幸福常常受到一下几个因素的威胁: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争论犹在,但可以看出“人怎么活着”这样一个苏格拉底命题已经不再是幸福问题本身,而是转向了何以实现幸福,何以消除对于幸福的影响因素的问题。于是这问题不可避免的回归到了自由的问题。那么一个人对于幸福的感知就有点倾向于个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那么幸福就必定是我们从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出发做出了理性的行为选择,同时从个体的“人生体悟”去检验这个社会的秩序[①]对于人的满足。

森的视角

  二十世纪下半叶,福利经济学异军突起,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人类的幸福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向着苏格拉底时代的回顾和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复兴[②]。阿玛蒂亚.森出色的工作为我们探讨人类的福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应该说从那里幸福在学问的探讨上开始复归于精神和道德的维度。长期以来,森一直在拓展和发扬人类幸福的理论,从《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和《伦理学与经济学》等著作中,从方法论上,森一直在尝试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和哲学的视角,试图对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进行中肯的批判和修正。在森看来,人类的幸福应该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得以自由的提升。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发展定义为扩展人类自由的一个过程。而自由在森的框架里被描述成社会成员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显然,按照森的说法,社会成员只有在按照自己的能力,自由的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这时发展才真正具有本来的意义,社会参与的个人才可以有幸福可言。当人类具有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的时候,个人并不局限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个人具有至上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通过自由获得的幸福。那么显而易见,在现实的社会中要真正理解这一观念或者是现象,恰恰要从“不自由”出发,因为现实中的不幸福恰恰来自对于自由的限制。

  对于福祉本身我想可能我们都难以把握,因为面临的个体并不是同质的,况且面临的局限条件亦是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情和一件东西会对某人带来福祉,对于其他人可能是祸根;即便是同样的人,在此刻和以后的情况任然难以把握。但我们可以肯定幸福必定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以上因素的变动确实影响了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和我们享受幸福本身。而幸福本身又通过阻碍幸福的那些因素表现出来。

哈耶克命题

  “人类理性受到知识知识范围的限制”这是一个贯穿于整个哈耶克体系的“哈耶克命题”,实际则是一个“知识问题”——知识对于选择的基础(经济人理性程度)的影响。显然哈耶克是将理性看的如此重要——正是由此产生了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以至于哈耶克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探讨人类知识的功效。这样一位皆出的社会哲学家穷其一生只为了自由而战,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苏格拉底“怎么样活着的问题”。哈耶克给出的解答是人应该自由的活着,这样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幸福。显然这与森对于发展的看法极为相识,更为可贵的是哈耶克关注到了知识的问题,这是一个从个体内生的影响自由和幸福的因素。

  自由从何而来?一是秩序的问题(制度),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但就社会秩序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正如新世纪以来的制度经济学家门所面临的问题,在解决现实的问题的过程中“秩序”(或曰制度)本身在扩展。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等因素也开始影响我们的自由,正如上面的“制度”一样,于是人们将他们列入了制度的范畴。

  如前所述,个人的知识结构对于个人的自由亦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大来源,而这人力资本正成为了笛卡尔所说的引导理性的渠道。要对于现实世界的选择有帮助,必须对事物的控制关系、对他人的行动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有相当的了解,于是有了知识,权力与伦理成为更为广泛的个人理性的基础。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传统上对知识的尊敬,使得他们倾向于遇到问题时寻找为他们说话的明事理的“文化人”,这样精英主义变得合情合理合法,恰恰也使得沉默的大多数逝去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作出理性判断的权利似乎不再属于他们。

  至此,我要表达的主题已经非常明了,当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获得了足够多的知识,从而具有了理性选择的能力的时候,恰恰也是不需要任何人对于我们为如何获得幸福而大加干涉的时候。因为即便是个人有限理性,但这也远比强加于个人之上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感觉要好的多,因为这是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与我们的题目紧密联系着的——秩序和知识——“人怎么样活着的问题”。

永久的话题

  问题远远没有那么顺利,就上面的两项要做到不容易。自由的秩序,对于这问题人们从来没有懈怠过;尽可能多的知识,现在任然被人们寄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而深锁闺怨,任然难能与对其评价最高的人们碰面。事实是那些最为贫困的,知识的边际效用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那些人们还距离有用的知识很远。即便是生活在一个包含极广内容的制度的环境中,一个人任然要受到外界、甚至内在的困扰,其自由大打折扣!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写道的,在印度发生的大饥荒并不是由于社会供给不够造成,而是获得食物的票证掌握在极少数的人们手里,大多数的贫困人口没有获得食物的权利,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心寒的事情啊!再者一种更为隐蔽的现象似乎在贫困国家愈演愈烈,精英主义统治下的“金字塔式”的现状。遗憾的是贫困的大多数由于受传统的影响,宁愿将自由选择的权利移交于精英们,因为他们相信情况会更好些,但现实是情况变得更糟了。

  常识告诉我们幸福来之不易,极度贫困会使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图落空,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得人们获得美好的生活,这有点马歇尔“逐渐消除贫困和无知的希望”的味道。亚当斯密将经济学定格为一门“财富的学科”, “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从而获得了社会道义的支持。但从马歇尔的书里“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加”只是一个假定,并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将幸福这一宏大目标抛弃在模型之外。经济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变成关心财富而忽视幸福,恰恰关心幸福的经济学一段时间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令人欣慰的是二十世纪的一些灾难让人们开始关注幸福的问题,而不单单是财富和福利的问题。今天可以说那些对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正在乐此不疲的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至此,对于一个问题的回顾和粗糙的解读将要结束,对于“人怎么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是紧密的与幸福问题连载一起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人类的发展问题。显然,有一点从来没有太多的偏离他的主题,那就是伴随人类历程的自由问题,从苏格拉底到现在五花八门的思考人们“怎么活着”这一问题的人们,倒是为这目标做过了长久的尝试。相信这问题以后还是一个紧随人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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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我们认为秩序一词应该与法律、道德、舆论、习俗等社会环境相关,因为秩序的真实含义是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是统一和合乎规则的,法律、道德、舆论、习俗等是人类演化道路上的行为规则,为大多数的人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正是为了规范和统一人们的行为。关于更为详细的区别,本文不作详细的工作,有兴趣可以参阅哈耶克的作品《自由秩序原理》,和韦森的相关著作和文章。

[②] 关于幸福和财富的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在某一个极限点,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

 

(作者邮箱:10136dongjinpe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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