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等术语充斥经济学。对此，张五常教授很不以为然。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经济学以公理化方法研究人的行为。经济学最基础的公理假设是经济人假设：人人追求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人都自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经济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经济人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不但利己，还理性。理性不单是最大化计算，重要的是关注约束条件。
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指出了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可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兼容：“我们之所以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为大为好的多。”两百多年过去了，斯密的洞见仍让我们今人佩服不已！
不过更为一般化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是：人的自利既有促进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面，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关键在于经济人决策和行为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利他行为是自利的结果，损他行为也是自利的结果，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功利计算的结果，差异只是来自于约束条件。这才是经济学看事物的正确视角。科学理论要求兼容性、完备性。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小区的商店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小得多；在火车站附近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大得多了。这不是说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天性就坑蒙拐骗，天性就不讲信誉、缺少道德。你把小区的商人放到火车站附近，他们一定也要那样行事的。讲信誉、不宰人，利益使然；不讲信誉、宰人，也是利益使然。小区的商人不卖假货，不宰人，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居民；他期望他们成为回头客，明天还赚他们的钱。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呢，他知道他的顾客买了东西就天各一方；给定能宰，为什么不宰呢？
卖假货、宰人，这是与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相类似的行为了。不是说没有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这些行为，而是这些行为与所有利他行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不是说不可以有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这些术语和概念，而是这些术语和概念不可以成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关键不是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行为本身，而是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背后的约束条件。同样的自利的经济人，只是因为约束条件不同，是可以做出不卸责、不偷懒、不敲竹杆、不搭便车的行为来的。所以在科斯、张五常看来，重要的是约束条件，那里才是经济分析唯一正确的逻辑起点。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张五常说“你那篇文章是讲合约的局限条件的”，便赢得科斯站起来请他吃午饭的礼遇和“终于有人懂我了”的感慨。
斯密的分析是特定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分析。这个约束条件新古典经济学作了很好的提炼，就是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在古典、新古典的世界里，是没有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等现象和行为的。不应该奇怪。不是他们忽视这样的现象和行为，而是在信息完全和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和行为。这也提醒我们，学习和运用古典、新古典理论的时候不要忽略了，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要能产生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后果是有条件的。
是的，人的自利既有促进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面，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问题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前者发生，或者前者发生的可能性大于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后者发生，或者后者发生的可能性大于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这才是看问题的重心之所在。这样看问题，就是制度经济学看问题的角度了。
制度经济学不只是研究制度那样简单，更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化。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考察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制度经济学则关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作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产物的制度经济学是不允许以卸责、偷懒、敲竹杆、搭便车作为逻辑起点来开展经济分析的。这当然是指科斯、张五常所开创和坚持的制度经济学，而不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另一派制度经济学了。在科斯、张五常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下，是不会有“通用、费雪两家公司出于避免敲竹杆而一体化”的结论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结论不过是经济学的又一个寓言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习惯将科斯、张五常所开创和坚持的制度经济学叫做交易费用经济学，以便与别的制度经济学流派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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