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思维的内容和思维方式特征
草原文化的思维，就是草原各民族在草原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在解决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时，在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认知成果的总和，包括对自然的物理性认识、形而上学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人类精神现象的认识和社会伦理的认识等方面。而草原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形成这些成果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方法，实质上就是草原民族精神生活方式的核心。因此，我们只能从草原民族精神生活方式上把握草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征。精神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活动的成果体系、认识过程的结构体系以及情感表达方式。认识活动的成果体系，构成了精神哲学体系；认识过程的结构体系构成了认知方式；情感表达方式构成文学、艺术、游艺等意识形态。我们从对蒙古族精神生活方式的分析中来了解草原文化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一)蒙古族的传统精神哲学特征
蒙古族有一则历史传说表达了他们对世界是什么和如何形成的认识。说在比太古还古的时代，天地不分，世界一片混沌，似浮动的云雾，漂荡的脂膏，轻轻蠕动。从这一点来看，蒙古族关于宇宙原初状态和本质的认识几近于近代科学的认识。近代科学认为宇宙的原始形式就是一个星云团，其形态也正是各种物质什么也不分，“一片混沌，似浮动的云雾，漂荡的脂膏，轻轻蠕动”。传说还说，不知过了几千几万年，产生了明暗清浊的物团。于是，轻清之物上升为天，重浊之物下凝为地。用现代科学的理论观点去审视，这种宇宙形成过程的认识也相当正确。用哲学的概念来表述，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应该说，这种世界观的形成不是来自于某种现成的哲学范式，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感知。当他们还处于采集（狩猎）-游牧经济阶段，只能从自然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经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自然世界存在的客观性意识。因此说，这种认识符合他们的生存状况，是客观世界在他们头脑中的直接映射。
但是，在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由于实践水平所决定的认识手段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沿着原来的认识路线继续前进。传说继续说，天上出现了以“多伦敖登腾格里”（即“七星天”）为中心的东、西、南、北诸神，共九十九尊天神。在这些天神下还有几千万个“布日汗”（星神），从此天上呈现出一派光辉灿烂的景色。但是，地界还处在一片漂浮的状态，土地不凝固，无草木生物。于是诸神加固土壤，使土地变得平平整整，并从天上撒下草木，把照天神模样造的人送到地上，从此地上有了人类，有了草木生灵。人们游牧为生，没有罪恶和灾难，日日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
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状态的原因，故事也给以了说明，原来是天庭内部发生争战。北天一隅有位车格尔·策布吉克天神（冰天）不受任何天神主宰，对其归属问题，东方最高神特勒昆查干的长子霍尔穆斯塔（天帝）和北方神阿岱乌兰天神发生争夺，并发展到诉诸武力，阿岱乌兰首先发难一举占领冰天。霍尔穆斯塔之幼子格斯尔宝格都为了替出门未归的父亲雪耻，领兵直捣冰天，除夺取冰天外，枪刺阿岱乌兰，将其摔至下界，又将他的部下一个个踢碎踏烂，扔到人间。从此阿岱乌兰变成了“沙尔魔汗”，他的部下变成了“芒嘎泰”这样一批恶魔。这些恶魔给人间带来了冰雪严寒、病魔劫难、虫兽吞噬人的生命的严重灾难。人们不得已向上天祈祷，请求速降天神消灭恶魔。最高天神知悉此情，便举行诸天会议商讨决定，令格斯尔宝格都降生人间，除灾灭魔。
从这则传说的内容看，天地开辟形成是由原初物质自然生成的，其他人类万物的起源是九十九尊天神的共同创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创造和被创造的关系，人是“天神”的造物。从哲学意义上说，这则神话表达了蒙古族陈述性的精神哲学，意在解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往的哲学的任务在于解释世界，而他的哲学的任务在于改造世界。蒙古族的原始哲学解释了现存世界之所以成为现存世界的原因，也解释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为什么是如此这般的原因。传说表达了蒙古族天神崇拜意识体系的核心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蒙古族认为形形色色的“腾格里”（天神）分别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九十九腾格里决定着人类和自然万物、人间的祸福吉凶。这个哲学实际上表达的是蒙古族对自然界原初形态的物理性认识——“一片混沌，似浮动的云雾，漂荡的脂膏，轻轻蠕动”——是一种运动着的存在物。而关于天神的存在，则是蒙古族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超现实的存在——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实质上是神-物二元论的哲学。同时，这个哲学也展示了蒙古族以“善恶”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善神帮助人类，恶神为害人类，人间的纷争是天上善恶神纷争的继续。
蒙古族的陈述性精神哲学，不仅包括天地开辟自然形成的解释和社会变故原因的解释，还应包括民族来源、氏族来源、家族来源等祖源的解释。蒙古族通过神话、传说认为自己是苍狼白鹿的后代、是巴尔虎巴特尔和天鹅的后代、是霍里-土默特和天鹅的后代也是阿旭干和牤牛（布哈）诺颜的后代。这些传说故事，表达了他们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观念，自然中的事物是人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自然崇拜、天神崇拜、拜图腾崇拜、祖先崇（灵魂崇拜）。这种自然——天神——图腾——祖先——我的关系认识模式，也就成为蒙古族的传统精神哲学的基本体系。而自然、天神、图腾、祖先崇拜的结合——我们不妨说它们构成自然崇拜和伦理崇拜——构成了蒙古族所谓的“萨满教”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学者们的历史考证得到的结论来说，自然-神灵崇拜肯定先于萨满的出现。
我们之所以说萨满教是“所谓的”，关键在于萨满教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重要的是它是蒙古族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对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必然性规则的认识。类似于“天鹅=祖先”、“狼=祖先”以及“不能让狼血滴在地上”等这样的观念不仅仅是信仰，而是他们的所接受的并认为是客观的、真实的逻辑关系，是他们所积累的程序性知识成果，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随意突破的伦理规范。因此，我们说萨满教是蒙古族关于程序性知识的表征。事实上，联系萨满教的仪式目的来看，萨满教不仅是程序性知识，而且也是策略性知识，也就是在掌握了事物联系的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萨满的主动介入来解决所面临着的问题的知识体系。比如说，萨满教认为，西方五十五善天神是为人世间除灾降魔、带来吉祥的灵体；东方四十四恶天神是专管天灾疫病的灵体。后者即使在天上被打败转到人间，还要兴妖作怪，给人间带来灾难、疾病等祸害。这其实就是关于天神——福祸——善恶——人的关系的程序性认识。因为萨满们认为西方五十五天神是善的力量，东方四十四天神是恶的力量，因而当恶神危害百姓给人们带来疾病时，只有善神才可以打败恶神，挽救人们。于是萨满们就作起了请善神下天界帮忙的使者，而且她（他）们认为善神下界后是可以依附于她（他）们的躯体帮助她（他）们与魔怪的斗争。于是她（他）们穿起了萨满服、敲起了萨满鼓、唱起了萨满歌、跳起了萨满舞，进入了幻境，请来了天神（或祖神），与各种“莽古斯”（魔怪）开展起搏斗，直到胜利。这就是她（他）们根据前面在陈述性知识基础上所形成的程序性知识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这也就是她（他）们的策略性知识。因此，我们说如果认为萨满教是一个宗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蒙古族精神哲学的真正功用，因而也就错误地理解了萨满教存在的客观文化价值。
蒙古族的天（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是他们精神哲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由于崇拜对象的广泛性，神灵被泛化，几乎除“我”之外皆有神灵，无论天地日月，山水草木，万事万物概莫能外，一切自然物皆成了神灵的载体，因而形成了以“天”为核心的自然-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体系，也有人称之为万物有灵论。而这种精神哲学反过来又成为他们一切生活过程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崇天敬地，崇尚自然的价值观念；崇老敬祖，尊崇伦理的价值观念；扬善抑恶，敢于拼搏的价值观念。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的祭拜敖包、洒祭天鹅、那达慕甚至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习俗文化的奥妙。
(二)蒙古族的传统认知方式特征
认知方式，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方面，主要指的是一个特定族群的认识风格特征。从蒙古族过去到现代的历史经历来看，蒙古族的认知方式从风格特征上看，主要表现为场独立型。从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就是知识结构来说，自然-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是他们认知的基础，他们总是以这个基础为标准保持文化的历史同一性。在历史上他们的物质文化受到了来自农耕文化和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然而他们却保持了游猎-游牧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精神文化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儒家、道家等诸多文化的冲击，然而他们却保持了自然-神灵崇拜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制度习俗文化也受到了多种制度习俗文化的冲击，但却保持了伦理崇拜的基本文化传统。蒙古族对于自身的这种游猎-游牧、自然-神灵、伦理崇拜文化稳定性认知，正是表现了他们场独立型认知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作为一个民族的认知特征再也没有比蒙古族能够顽强的表现场独立型的了。当然，在现代社会也有不少蒙古族人接受过新知识教育以及加入了各种现代组织（政党、政府等），从事着现代社会的各种活动，形成了新的认知风格，但是，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新知识人完全放弃了原有的知识基础，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甚至是以生活风俗习惯的形式顽强地存在于每个蒙古族的意识中。他们一方面承担着主流社会组织所赋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接受着主流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知识范畴，另一方面遵守着祖宗的传统，也就是建立在自然-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基础之上的各种生产生活习俗制度。
蒙古族的另一种认知风格是变通型认知。他们在坚持认知的独立性的前提下，不反对接纳新事物，学习新知识。成吉思汗借用回纥文创制蒙文，忽必烈学习儒学，蒙古帝国宽待各种宗教传播，这些历史事实无一不证实了蒙古族认知风格上的变通性品格。而这种变通型认知又不是像鲜卑族那样以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代价，而是坚守着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就如呼伦贝尔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他们虽然学习了俄罗斯人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接纳了藏传佛教的传播，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将这些新知识、新方法同化在他们的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在他们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中，当然，自然-神灵崇拜的精神哲学仍然是整个认知活动的基础。正是这种变通型认知风格成为形成“践行开放”的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的文化基础。
整体性认知也是蒙古族认知方式的重要特征。整体性认知偏好的形成，应该说主要是来源于他们长期保持的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氏族、家族制度传统。游牧生活的基础，必须是对草场、牲畜、人的生态关系的整体把握，以氏族、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狩猎和游牧生活是适应生态型生产方式的要求的，因此，这两个方面都强化了他们认知方式的整体性风格。因而，在现实生活中蒙古族表现出较多的族群共同性，只要是他们中一员，他们无不是站在本氏族、家族的立场上选择认知的对象。同时，在生产活动中，我们也完全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早早地谋划好了全年生产的秩序，然后按照谋划一丝不苟地进行生产。整体性认知方式，也给他们带来整体观念——重视团结，这一族群的每一个成员的独立意识，无不是以族群成员的共同意识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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