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遭遇金融动荡之后的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再次受到了海外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挑战。在这场不可能有结语的讨论中，一个几乎被普遍接受的是结论是，1998年的GDP的增长数据被官方高估了。很多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知道，数据被高估的原因在中国是很多的。但不少经济学家心理同样清楚的是，数据同时可能被低估的可能性也很大。问题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实证的论文来讨论中国这些年来的国民帐户统计数据在多大程度上被高估和在多大程度上被低估了。
不言而喻，中国经济的规模和范围十分庞大，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错综复杂，数据的采集、登记、报表以及处理涉及到的地区、政府、企业和人员相差甚远，中国要建立一个稳定和规范的统计系统的难度和艰辛自然可以想象。但即使如此，这些困难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容易克服。真正的挑战还在于我们经济的变化速度。我们是一个在总量和门类上变化极其迅速的经济。在已有的经济部门中，衰退的企业和活动天天发生着，而新兴的经济活动则层出不穷，不记其数。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盛衰周期相当地短小。在我们今天的经济里有无数的经济活动像“游击队”一样，即使是在工商局登记在案的，它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活动的踪迹捉摸不定，甚至你连人的去处都无法确定和找到。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经济在“显微镜”下的高度活动着的画面。即使这样，这个画面的丰富色彩也只是靠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不是靠了精确的数字。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面貌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它有多大，有多强，我想每个观察者都有自己知道的范围和独立判断的经验，但每个观察者都知道自己掌握的并不是全部。在中国的经济里面，用“掌握”而不是“知道”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一个模糊的总量而言，“掌握”二字是非常准确的字眼。比如，中国经济活动的规模有多大，税务部门掌握的数据和工商部门掌握的数据是有差别的，海关掌握的数据和公安掌握的数据也不相同。现在流行一句话，我只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但我不知道别人的钱是怎么来的。我们只知道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但到底它有多大，恐怕谁都没有准数，谁都说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大。但话要说回来，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追求这个准数是可能的吗？追究这个准数又有多大的意义？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比准确性对统计数字更重要的了。正因为推崇准确性，在很多人看来，普查往往就被认为比抽样调查更精确。例如，为了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和企业单位数，我们需要隔上数年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地实施“普查”。20年来，我们分别进行过人口、事业单位、第三产业和工业的各种普查。中国工业的普查在过去每10年进行一次，上一次（即第三次）工业普查是1995年进行的。在国家的统计当局那里，往往也就利用普查获得的数据来矫正年度公布的统计年鉴的正规数据。普查当然是耗资巨大的和昂贵的大规模活动，次数多了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生活。于是政府决定在未来减少普查的次数，除了人口之外，国家统计局去年合并了以上那些各类的普查活动，改为“经济普查”并决定于2005年首次进行。
不能说对准确性和普查的朴素观念有多错，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念。普查只有在成本为零的世界上才是获得准确数据的最好方法。从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经济普查来看，获得准确数据的成本之大很值得追究。普查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活动，组织成本当然比小样本的抽样调查大得多。除了这个组织成本之外，实施普查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保障在这么大的规模上每一个被要求填报信息的个人和单位都能做到披露真实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付出了更大的成本。譬如，为了让被要求如实填报信息的个人和单位做到披露真实信息，政府做出了诚心诚意的承诺，不许主管部门事后追究那些在普查中披露出来的不合法和不合规的活动，反而那些去追究在普查中“露馅”的个人和单位的主管部门要受到追究。但即使这样的承诺也未必奏效，因为它取决于这个承诺被人理解为真诚和置信的程度。而作为普查的实施者，我们怎么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真实的信息？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承诺一定奏效了呢？还是相信填报人完美地配合了这个普查活动？更糟糕的是，过度的宣传和承诺搞不好会使“普查”变成一个让人畏惧的“运动”。
普查本身没有错，但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和可靠的社会惯例和制度让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信息成为公共品，在很多公共部门和经济活动的领域，包括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非国有企业部门，当事人还不愿意披露更真实的信息，虽然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道理这么做。这个社会的心理状态形成已久，但从根本上它反映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拥有私人财产权利的安全性与稳定性缺乏足够信心的事实。大的方面不说，即使在今天，我们身边还有大量的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常常是因为有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存在而忧心忡忡。为什么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政府部门的存在而使自己拥有的产权变得更安全呢？我经常注意并且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今天在我生活的大城市街头很多卖鲜花的小商贩为什么要时时刻刻提防工商执法队员的出现和他们的粗暴行为？这是一个完全被颠倒的关系，而这个被颠倒的关系在我们的很多经济活动领域已经维持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个关系的本来顺序该是什么。对于小商贩那种游击队式的生存方式的现象，我们似乎也早已习以为常了。然而，如果连这个非常简易的关系也不能不被彻底纠正过来的话，我们怎能走进一个让人放心讲真话的安全的财产世界。
显而易见的是，当大多数人不愿披露真实信息、从而让人讲真话的“边际成本”相当高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和能力追求那个理想的准确性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普查的经济成本过于昂贵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在朴素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之间做出权衡。统计学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准确性的科学。对于大规模的样本而言，不存在所谓准确的数据，只有科学的数据。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在当下的阶段上，过度追求数字的准确性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需要统计科学来解决问题。小样本的抽样调查是科学。当你不能保证普查的准确性的时候，用相对小规模的抽样调查来反映大样本的数字信息更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抽样调查和普查两种方式下获得的数据之间，我宁愿相信小样本的抽样调查的数据，因为我们更相信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