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于上海举办的“观察家论坛”上，我就表达过一个看法，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与早期不同的阶段。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有两者必择其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归根到底是要市场经济还是要计划经济的问题。而且根据当时的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和知识，应该说对这个问题基本是有答案的了，但问题是，这样的选择需要有政治胆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来拍板。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等一代领导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卓越领导人的原因。而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不再具有“YES”或者“NO”那种两者必居其一的性质，而是经济复杂化和市场化之后出现的更多技术性问题，对它们的认识和解决需要超凡的和高度技术性的知识。这为中国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家提供了更多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
的确，经过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带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利益摩擦。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制度之间的匹配和协调，需要政府的有效治理，需要法律的有效执行，需要人口的素质的提升，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学习。有些问题，比如法律的执行和人口素质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弄不好就需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至于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和摩擦，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年日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们可能遇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提升，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政府面临的决策的主要对象，因此今天的经济改革与早期已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市场治理的性质，包含发展的逻辑，当然也需要高度的技术性的知识。地区差距如何缩小？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如何面对国外的竞争？中国的企业现在要不要走国际化战略？怎样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怎么样解决能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如何解决升值的压力？升值的幅度如何掌握？美中的贸易逆差如何处理？眼前这些重大的问题既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属于经济改革范畴内的问题，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的智慧和高度程序化的政府决策机制，已经不是单个人或某些人可以说了算的。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经济学家在今天将扮演比过去更重要的角色。同样，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经常性对话，来不断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这些问题和经济复杂化之后带来的技术性问题。事实是，这些年来每年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召开的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公共论坛、高峰会议、圆桌会议和各类咨询会议可以说不记其数。
我今年4月份在山东大学的讲演中描述过这样一个一点都不夸张的情节，足以说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复杂性和对技术性知识的需求强度了。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就在我去澳大利亚前的头一个星期天，在伦敦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国际会议上我巧遇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的胡永泰教授，而几天后他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人已经在纽约的机场准备飞往波兰华沙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会议，又要讨论中国经济的改革问题。而在我从澳大利亚归来的第二天，在上海，由复旦大学和汇丰银行主办的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刘遵义校长正在发表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而同一天在上海的四季酒店的三楼，我被邀请参加一个由伦敦经济学院、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和巴黎HEC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EMBA圆桌会议，来自15个国家的高级管理者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和亚洲的公司治理的演变。紧接着第二天在上海友谊会堂举行的“观察家论坛”上，包括我在内的五位经济学家坐而论道中国经济的现在与未来。一周后，我连续接待了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和英国著名的威尔顿庄园会议的官员，他们与我见面正是为了征求有关中国经济的什么样的话题应该在明年的会议规划中确定。
我提及这些仅仅是想说明，我们今天不断出现的和已经出现的大量经济问题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早期“姓资姓社”或者“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而是经济复杂性的产物，经济体制转型后的产物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后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技术性，格外的专业。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问题，不是可以赌一把的问题，因而也不太能完全依赖政治家的胆略来拍板，而是需要更多专业的头脑来研究和分析各种可能的方案及其后果，甚至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方案可以对应，既需要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也需要更加技术的知识和策略性的眼光、行为与技巧等。因此，我们今天的很多政府经济决策在形成共识和寻求解决的方式上看上去变得更缓慢了，更策略了，但也因此表现得出更成熟和更规范了，这是我们的政府决策机制在经济复杂化和市场化之后做出的必然回应和转变的结果。
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复杂性和技术性特征的话，我想我们对中国经济学家在当今发挥的角色和职能就会有更合理的认识。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包括一些社会转型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不是仅仅靠一批经济学家的见解和知识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凝聚国际和国内各方的专业性知识和智慧，需要大家的关注、参与和努力。不要过分夸大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作用。我过去之所以批评《现代化的陷阱》，就是因为它只描述了问题，甚至有意夸大问题，而没有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形成机制和可能解决的思路。作者甚至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算到经济学家的头上，嘲讽经济学家不关心社会大众，没有良知。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参与问题研讨和经济学家之间对话的有益方式。从事认真的经济研究，提高理解中国经济复杂性的能力还是中国当今大多数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新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主流，你看看现在的《经济研究》和很多新创刊的研究性期刊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面对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训练有素和拥有技术性知识的经济学家。这是社会的要求。也许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家还不能够完全懂得和解释今天复杂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在朝追求技术性知识这个方向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2005年 9月30日与2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