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不难发现，刚刚通过和公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道路是建立和通向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20多年来所出现的深层次问题而提出的，这些深层次问题被认为主要包括：第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与收入和地区差距的过快增长联系在了一起。第二，过快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高增长相伴随。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外的技术，经济发展与科技起飞和技术创新相脱节。除了中国自己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之外，作为全球化时代开放和崛起的大国经济，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受到整个世界上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过去的20年，科学的发展观受到全球的关注。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上。经济学家对自然和环境的研究也是最近20年的事情。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不断上升为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如《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增添了经济发展中的新的约束条件。因此，中国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是与世界上主流的发展概念是一致和同步的。
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真正走好科学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只看到或者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还远远不够，真正要弄明白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话是没有错，问题是改革体制的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让政府自己转变职能？这些问题恐怕还都没有被讨论过。接下来我结合当前我们最为关心的、也是十一五规划中重点要实现的几个目标问题谈谈我的思考和意见。
最近几年，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这并不是说地区差距的扩大是最近的事，而是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列问题得不到解决而积累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与增长带来了地区收入增长差距的缩小趋势。这主要是因为80年代的增长多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所推动。农业的改革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从而农民的实际收入，而乡镇企业的崛起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农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农民家庭的收入进一步获得增长。但是，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并开始以东部沿海的城市向外资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由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的快速的经济增长，80年代地区差距有所缩小的趋势很快就被扭转过去了，东部地区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迅速超过了西部地区，并且从90年代以来这个地区差距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保持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经济学家在过去10年对中国地区差距扩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应该说，对为什么地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知道了一些其中的原因。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大概是经历先后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资本形成是解释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第二个阶段的特点则是，经济的综合效率（经济学通常是通过测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的综合效率）上的差距是解释地区经济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从经验上来观察，过去10年来，经济的综合效率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显著了。
那么，这些研究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这两个阶段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资本形成也就是投资的增长会影响经济的综合效率。从理论上说，如果东部主要依赖过快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到头来在东部投资的边际回报就会不断下降，这会导致东部的综合效率的改善也会越来越慢。应该说，这个规律的存在会让西部将来有条件缩小与东部的经济差距，因为资金应该越来越快地朝西部流，西部因为经济落后而会使投资的边际回报高于东部。
可是，我们的观察却与上面这个推论不符合。我们看到的是，制造业在东部的集聚现象似乎越来越明显。什么是制造业的集聚现象呢？集聚（俗称“扎堆”）就是产业的相互依靠、相互配套。由于相互配套和补充，这些产业之间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就是指每个产业或者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获得一种在分散化状态下不存在的成本节约。这是一种地区性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集聚效应的存在，东部地区的经济综合效率就高出一筹。
为什么东部的经济活动有形成集聚现象的趋势呢？这首先是因为东部的城市在分布上比较密集。从地理上看，这些东部的城市密集地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与渤海弯一带。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如政策、谈判能力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历来是按照城市而不是按照农村的相对重要性在地区间进行分配的。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互为因果和相互加强的分配过程。城市在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中更重要是因为掌握政治资源的政治家和中央政府的官员多从这些城市中晋升的。
那么，政治资源的分配在东西部之间的不平等为什么也有助于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发生呢？这是因为，第一，不平等的政治资源分配使东部的开放更早，政策更优惠。第二，不平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使东西部之间的重大投融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均。东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对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的集聚和提高经济的综合效率都至关重要。
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配不平等不仅在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大项目上产生有差别的影响，也给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例如金融领域的发展就明显受到不均等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严重不平等。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国外金融机构参与金融发展的程度等等也在东西部显著不均。这些问题都对经济发展和综合效率带来不同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看自主科技创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么热衷？在我看来，转变增长方式和遵循科学发展观与自主科技创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不是说为了转变增长方式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自主的科技和研发，我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是谁在大力提倡走科技创新的增长之路呢？主要是沿海的发达城市。我们不是说科技创新不重要，可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过程联系着，不能孤立和高调地谈科技创新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拿出一块钱搞研发，别的经济活动就小了一块钱。当前科技创新这些问题有急于求成的隐患，这对于发展科技和经济发展都不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初级阶段上出现科技创新“虚热”，与在东西部经济差距过大的条件下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于超前有直接的关系。
就中国的整体水平来讲，过去的二十五年，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经济学家称之为“研发密度”）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始终还没有超过1%。但从最近两年的数字来计算，则超出了1%，达到了1.2左右。众所周知，这是最近几年政府投入过猛实现的。从国别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这个密度数字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不过有趣的是，1%似乎是个临界点。从国家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所需要的时间似乎并不向我们想象的那么长。例如，一些研究发现，50年代后期或者60年代以来，美国仅花了10年就将这个数字从1%提高到2%。同样，为了将这个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只用了11年和9年。在东亚，日本用的时间稍长了一些，用了19年才在1%上加上1个百分点。但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仅花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跳跃。
这些数字的背后很容易让人做一些理论的猜测。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从1%到2%所用的时间平均不过10年？什么决定了研发密度的增长？经济学家的理解是，研发密度的变动模式反映了工业化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模式。这意味着，从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起飞”的经历来看，产业结构向研发密集部门的转移可能比过去显著加快了。但这个过程显然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因此，在我看来，一国研发密度的“起飞时间”的长短在今天不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贸易的战略决定的。即便是韩国，离开了它曾经选择的所谓“策略性”贸易模式（即为出口而出口的进口替代模式），我们就难以解释它的这个5年的数字。但很显然，韩国经济今天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包括它的金融脆弱性都与这个5年的数字有关。
中国经济中的研发密度现在还只是刚刚跨出1%这个临界值。我们希望它很快跃升到2%，实现真正的科技起飞。但这是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今天的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决定的问题。我曾经撰文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完成劳动资源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产业发展走向成熟，竞争走向充分，我们肯定会缩短工业转型的时间，但仍需要的是耐心，而我们好像正在缺乏耐心。几年前，报纸上曾经还不时刊登一些文章，频频对北京中关村的发展模式进行抨击和反思。有些IT行业的“业内人士”甚至将中关村的经济活动形象地概括为“集市贸易”，其含义大概有二。其一，中关村至今的发展主要还是以“贸”为主，也就是以代销和组装他人的产品为主；其二是说，中关村的市场结构是非常古典的，吆喝着做生意，价格上的竞争相当激烈。我想，中关村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竞争的方式问题，中关村缺乏的肯定不是研发的能力，而是时间，因为它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内容。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今后十年是中国科技起飞的飞跃期。理由是我们在2001年实现了研发密度1%的临界值。这些观点显然只看到了东部沿海的发展水平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地区差距。但我们太习惯于将数字当目标来追求，希望我们能将中国的研发密度尽快提高，与发达国家竞赛时间。与这个呼声相匹配的主张还有大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应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的时候。2004年大量的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收购更是加强了人们对这个命题的接受能力。可问题是，研发密度的提高不应是选择的目标，将它了解为一个市场演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合理。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但经济增长以及由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巨大扩张带来的外汇盈余掩盖了中国企业脆弱的生存能力。整体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可以离开中国走到国际市场的企业来，因为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甩弃加工制造和外包承接业务而花大力气去自主从事技术开发和追求知识产权。要选择依赖技术创新而不是成本优势来维持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我们还要有足够长的经济发展的路程。即使人民币汇率实现了有弹性的管理制度，在中国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有足够多的选择和机会来降低成本加以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优先选择昂贵的技术研发呢？研发支出必须能够实现递增的回报才有经济意义，而能实现递增的报酬，则必须有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才行。
总之，我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在地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分配的现状和背后的“潜规则”，地区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仍难扭转。我们必须得承认中国的地区差距将是长期的现象，但建立起能有助于缩小这种差距的经济发展的机制和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的体制下，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发展战略带有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偏斜的倾向，其背后的实质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地区分配不平等。由于在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地区分配中东部沿海和大城市事实上占有更大的权重，过去15年来的经济发展政策越来越有利有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地区。不仅中西部地区在1994年新的财政体制的形成上处于谈判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分配上也是如此。比如，一旦初等和基础教育不如高等教育那样得到政策的支持与投入而发展缓慢，结果西部地区就会受到比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配事实上是一个更根本的体制问题的话，那么改革体制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将应该如何更平等地分配我们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