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03年之后，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和指责开始见诸于国内的思想界和经济理论界。2005年“郎顾之争”的事件将这个争论推向了高潮。虽然在 2006年初之后，“左右”之间的针锋相对局面被逐渐平息，但是怀疑和抨击中国市场改革的言论仍继续扩大在并且很有影响。去年夏天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和今年以来出现全球金融恐慌之后，国内那些怀疑和抨击经济自由化的人士更是喜笑颜开，赞美国有化，对金融的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给予完全的否定。这些言论在媒体和网络上得到不断蔓延。
在这些言论当中，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当然是关于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贱卖的逻辑。这个逻辑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以为只有对方赔了，我们的企业改制才是成功的。我也不赞同这样的逻辑，不仅因为它包含太强的价值判断，而且是因为它与商业逻辑相悖。任何投资者的资产收益都应该包括风险的溢价，而不能仅仅看到收益不看到决策时面对的投资风险。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长期的经营不善与亏损为战略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政治风险。不仅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且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之前技术上都已濒临破产。剑阁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细节，当初建设银行准备引进国外投资者时，国外金融机构其实并没有投资意愿。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注资行动，美国银行是不想参与的。
2006年以来，我们坚持进行了国有银行的注资、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改制上市的重要工作。没有我们商业银行的成功改制上市，没有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努力，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制很难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可否认，在我们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那些成熟的西方的金融市场制度和投资银行的运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也因为我们的成功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现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的恐慌之后，很多人不再相信金融自由化的真实意义和美国金融制度的稳健性。而且这个重大的事件显然在不断地被少数人误读，甚至被归因于“货币战争”的阴谋论。金融危机在短期固然是场灾难，是危险的，但是，金融危机引起我们的思想混乱才是更危险的。对于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正确理解金融危机和金融创新的含义尤其重要，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金融系统和市场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银行制度在金融动荡的历史中可以存活下来，为什么遭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很快能够恢复元气。不正确理解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我们也不能解释美国和全球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持续繁荣。
我赞同剑阁说的。我在最近的演讲中也说到，其实，金融创新活动的本质是去发现新的价值和去分散风险。这是我们今天在解释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时不应该忘记的道理。所以，把金融创新和金融风暴划等号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创新需要与很多别的制度相适应。例如，它需要更有效的监管，也需要金融组织的自律。除此之外，一国货币政策对于维持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稳定更为重要。如果美国的市场监管再有效一些，如果格林斯潘在2004-2006年持续加息时能预料到对美国的房价逆转产生的后果，今天的金融恐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毕竟，1929年金融大恐慌以来的80年，我们在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