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刚是天则所的创办人之一，是天则所的理事，又是天则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今天这个报告给我们天则所大大争了光。用一个很概括的理论把我们的转轨过程做了分析。很多的想法，我作为会议主持人不能用我的特权来先说。还是给大家来先说，限制每个人10分钟。哪一位先发言，我们现在没有指定的评议人。
你们不说我就先说了。
樊刚讲的东西太多了，我就讲一个问题。樊刚刚才讲的帕雷托改进，在改革中真正做到帕雷托改进太难了。引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说我们追求目标是财富的话，帕雷托改进是很难的，在财富不创造的前提下，怎么帕雷托改进？我多得了你就少得。如果财富创造出来，（帕雷托改进）从理论上是可能的。从中国的改革的过程来看，财富的创造对帕雷托改进起了绝大的作用。樊纲讲了一个相对的地位，全国人按财富排到第十三亿，你在这里面追求名次的时候不可能有帕雷托改进，因为一共就十三亿人，你要往前进的时候必然有人被往后挤。但我们可以做到接近帕雷托改进，我把最富的人变成最穷，对于十三亿减一的人都是帕雷托改进了，得到大家的拥护，所以这个办法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但是呢，这样第二富变成第一富了，所以还有一个诱惑力，把第二富的也变成最穷，这个就得到了大家忠实的拥护，共产党好啊毛主席好啊。我们解放之后农村里清算地主、城市里清算资本家，文革的时候稍微有点地位有点钱的通通打倒，到最后大家全都变成最穷了，财富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帕雷托改进说明了一个问题，你要是追求名次的话，不管是财富的名次还是其它的名次都是极端有害的。
追求政治上的名次、追求官的大小、追求财富的名次都会造成一个不和谐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有这个趋势。我们不是追求绝对的财富，“我不管你发的什么财，我就要赶上你”。全中国有个最富的人，他就是全中国痛苦的原因。他最有钱啊，把他拉下来大家都痛快。这个结果就是全中国都变成穷人。文革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没有一个人敢变富人，他一变富人大家把他拉下来。
我们在解放的时候，是从市场转轨到计划经济的，这也是一个转轨，也是转轨经济学需要分析的，这也需要解释，而且不光要解释中国，还要包括越南、印度等国家的转轨，他们的经验也可以放到这个框架里来看，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同意的啊。就只有马寅初不同意，马寅初怎么说的呢？要先发展轻工业，反对当时“先生产，后生活”的主张，这种“先生产，后生活”是没办法搞的，主张先搞轻工业，再搞重工业，大家就讽刺他，你那是“团团转经济学”，需要转过来，才能达到目的，而先搞重工业是一步达到目的。
另外，我觉得我们目标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邓小平那句话——我们要搞经济建设，而不是要搞市场经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市场经济好。为什么要搞经济建设呢，因为毛泽东时代是不搞经济建设的，是搞斗争的。如果讲搞经济建设，那你就是走了资产阶级道路了。讲吃，讲穿，讲物质生活的好处，那是资本主义思想。当时根本看不到市场经济的好处。华国锋接班的时候，毛主席不在了，这是摆在他面前的大问题。当时，派了很多的代表团出去学习，不是到美国学习，而是到东欧，第一个是到罗马尼亚学习，我们知道，罗马尼亚的经济当时最糟糕的一个地方，我们能学到什么呢；第二个是匈牙利，我们还不学东德，因为东德太接近资本主义了，派了好多代表团学习，没有一个派到德、美、英去学习的，都是到东欧国这些国家学习，看不准市场经济。樊纲讲得很对，现在看准了市场经济，但当时，看准市场经济的人很少很少，经济学家也很少很少，看准市场经济是方向的也是少数。
中国现在没有像邓小平这样的强人，那如何突破改革现状这样一种状态。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希望出现一个大帅，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可取，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人会引领你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不可控，更糟也说不定。还是一点点慢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