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减负有益于扩大内需

1994年在全国推行的增值税，在税制设计上遗留了三大问题：一，资本品价值不进入税基抵扣。二，大部分服务业不实施增值税，仍然按原先“工商税”的办法，以服务业的全部产值为税基征营业税，而营业税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商税”。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只有商业（包括批发与零售）实行了增值税，企业可以有权享受“进项抵扣”。当然这个“进项”也不含资本品。三，增值税的“门槛”设计存在大问题：一般来说，工业企业只有年产值高于100万元，才有资格申请按增值税纳税；商业企业只有年销售额大于180万元，才具备申请增值税的资格。

　　这三大问题说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税收转型中，在力图保持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商税”的税基：全部毛产值。

　　2009年，中国的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将部分资本品（机器与设备，但不包括厂房基建）纳入“进项抵扣”。这是中国税改的重大进步，但前述三大问题中的后两项仍需改变。

　　首先是广大中小企业由于无权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资格，而仍须按全部产值计税纳税。这种“小规模纳税人”面临的税收歧视，可以用以下两个数字特征来表达：第一，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值税税负，已经低于增值税的平均税负。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增值税/增加值”比率仅为11.76％，而全国平均的“增值税/增加值”比率为12.08％。这说明，中国的增值税事实上是累退的，企业越大，实际税率越低。第二，1997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天津、新疆等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长期低于该省（区、市）增值税平均税负，增值税累退倾向在上海尤为突出。

　　广大中小企业由于不能进行“进项抵扣”而面临的增值税资格的歧视，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服务业（第三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包括交通、餐饮、电信、金融、旅游业等）都无资格进行“进项抵扣”，按全部产值缴纳原“工商税”类型的营业税，这在事实上造成了对服务业的增值税歧视。这种现象已经在北京、上海等服务业发达的地区普遍出现。

　　在第三产业中，商业是缴增值税而不缴营业税的，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是缴营业税而不缴增值税的，所以，我们用“营业税/（第三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商业增加值）”来度量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拿它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比较，结果发现，上海市在2004年-2006年，营业税税率每年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值税平均税率2个百分点左右；北京市在1999年-2004年，每年的营业税实际税率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约1.5个-2个百分点。

　　在北京、上海，“营业税/（第三产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商业增加值）”这一比率，可不只是营业税税法上规定的3％，5％，而是12％-17％！上海从2000年以来，营业税这一实际税率一直在10％以上。北京则是从1996年以来，营业税实际税率一直在10％以上，1999年-2004年这六年间，这一实际税率一直为16％左右！

　　因此，由于增值税改革的不彻底，对广大的工业中小企业，对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的全部企业（包括大企业）会造成事实上的税收歧视。根据我们研究，2006年，在北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规模以上增加值” 这个比率为13.22％，而规模以下工商企业“实交增值税/规模以下工商增加值”比率则高达49.47％！

　　在中国，大约80％的就业集中在中小企业，服务业又是劳动力密集产业，建筑业也是广大农民工的就业产业。如果能让中小企业与服务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税负降下来，这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将会大有效果。

　　现在，政府已决定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实际上仍是工商税）税率减半，这是非常及时的。下一步，能否将营业税也改为增值税，让全部服务业的企业也享受“进项抵扣”呢？还有，能否彻底免征“小规模企业”的增值税呢？

　　须知，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1987年，日本推行增值税时就规定，凡年产销售值低于3000万日元的企业，是完全免征增值税的。当时，这类小企业数占日本全部企业数的68％。3000万日元大约相当于200万元人民币。我们能否让年销售值低于200万元的企业完全免征增值税与营业税，而只让它们纳所得税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