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农民家庭包地、盖房、办厂、经商，积累了不少固定资产。单单全国农民所盖房屋数目的增加，当有数千万间之多。连同农民房产之下的“地产”，拿东亚的经验来看，其潜在的市值无疑是万亿天价。本文提出问题，这些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产，为什么没有构成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产的学问
“资产”最浅白的意思，是可用的经济资源。房屋可以住，田地可以种，机器可以开，因为它们都有经济用途，所以都是资产。你拾起一根木棍袭击猎物，这根木棍就是你的资产。
善用资产的学问极大。现在人们一般可以接受，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好好利用。是的，无主之物，谁也不爱惜，大家争相滥用的结果，总是一塌糊涂。哈丁曾经断言，权利划分不清不楚的“公地”，一定难逃“过度放牧”之类的“悲剧”。这个推测如此斩钉截铁，就可以拿经验来反复检验了。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所谓“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如果“所有者自用资产”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戒条，那么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们可以预言，即便是“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也还是要大打折扣。
这两点理由是：（1）资产的所有者与他拥有资产的数量，在技术上的比例不对头；（2）所有者并不是利用他拥有资产的行家里手，或者别人——非所有者——比他更在行。关于这两点，可观察的现象数之不尽。你到农村走一走，张三家的劳力多、地太少；李四家的劳力少、地又太多；王五家呢，高高兴兴买了小拖拉机，但是怎么也使不好。放眼看去，闲置的或没有得到最佳利用的土地、房屋、设备和种种其他资产，比比皆是。就是我自己，买来翻翻就再也没有去碰过的“藏书”，少说也有1000本，“闲置的资产”委实不少。
要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可以让张三选用“劳力密集型技术”，李四用“土地密集技术”，培训王五驾驶拖拉机，然后限制我乱买书的冲动。但是，只要还缺一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就一定还大有余地。这一招不是什么别的法宝，而是人类自发发明、二百年来好的经济学咬住不放的“资产经交易而转手”。
一鱼两吃，并行不悖
“资产转让”的一般好处，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罢。在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则老上海的故事，与本题有关，让我拿来与读者共享。故事出自锦江饭店创业人董竹君女士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话说1930年代，董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公司益群纱管厂在日本飞机轰炸、逃难、市场骗局的重重打击下近乎瘫痪，山穷水尽之际，一位叫张云卿的人“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度过了难关。
商场上，一分钱难倒英雄豪杰。董先生靠什么度过这一劫？故事里的张云卿，看来对董的为人有基本的信任，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出钱相助，而是“借”出地契一张（回忆录没有交代是否为此取费）；董先生凭契向郑姓医师抵押出三百元，就可以周转她的生活和生意了。抵押这回事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董先生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归还郑医师的三百大洋（连同约定的利息），那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连同其权利就归这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医师了。郑并非没有“风险”，因为落到她手里的地契，市值可能抵不上三百大洋，或者没有任何“下家”愿意买进，上海的郑医师就不得不沦为绍兴的地主。事实上，抵押的利息和其他条款，就是对付这些风险的安排。
这个故事最可圈可点的，是资产转手可以千变万化，妙不可言。绍兴的那200亩沙田（江南薄地，不是好田），农民照样耕耘其上；同时关于这200亩地的“所有权”，却可以借一纸契书，独立流转于上海，为企业家融资充当“过手”的工具。倘若问，董先生度过了难关，在上海继续她创办企业的事业，对于农民进城就业，是不是大有帮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所说的“一鱼两吃”了。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资产”变“资本”
当然，我们不是在西湖边上一鱼两吃，那样的轻松和浪漫。资产转手，要伴随冷冰冰的利害计较，还有世俗的讨价还价。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我在费雪（I. Fisher）的意义上定义“资本”，就是说，资本是构成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按此定义，李四放弃自种土地的权利、收取一点“代价”后而转让给张三家种（不论张三家是劳力过多还是种田能手），这部分被放弃自种的土地，就不再仅仅是可用的资源——资产，而且成为资本——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租金收入流。在理解上，我倾向于在“未来收入流”之前，加上“独立的”限制词。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可惜的是，今日我国农村虽然“资产密集”的程度大为增加，但“资本密集”的程度还是太低。这不是说农民的资产已经太多，而是说可以独立提供收入流的资产，在全部土地、房屋、设备的农民资产总量里，比例微不足道。进一步探察究竟之前，我要拿一个判断放在这里打擂台：除非在扩大农民资产“资本化”的方向上大做文章，任你“调节需求”的高手如云，要显著增加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