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是当今名满世界的语言哲学家。塞尔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传奇人物奥斯汀（John L. Austin）的及门弟子。从名校名师出山后，塞尔秉了承师说，拓展了师说，把语言哲学推进到一些新的领域。塞尔本人，也成了当今世界顶尖级的哲学大师。
1995年，塞尔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社会实在的建构》的英文著作。在当代哲学中，这是一出重头戏。最近读了下来，觉得与其说它是一本当代语言哲学的专著，不如说它是一部“元经济学”（请读者宽恕敝下这里又生造了一个英文词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科斯先生，曾嘲笑当代理论经济学只是一种“黑板经济学”。张五常大教授，多年来也一再主张，经济学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名，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文集。经济学家要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要研究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这没错。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真实世界？人们眼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真实的？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事，就简单？
这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家的理论进路。读读塞尔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文著，就会发现，在当代语言和分析哲学中，既没有象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各自宏大哲学框架中那样的艰涩理论和难懂词汇，也没有象黑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中那样似乎谁也别想弄懂的哲学昏话。当代英美分析和语言哲学家，只注重分析人们的日常语言，分析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日常事。然而，人们的日常语言，发生人们身边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简单。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也因此并不简单。读当今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文献，如果你不觉得头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件“东西”来说。在眼下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出门，口袋里总是或多或少地装点钱，或带个什么什么“卡”，用蛮唬人的经济学行话来说，带点“货币”。可以说，人们每天都与货币打交道。但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看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对这个貌似简单但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哲学家休谟琢磨过，社会学家马克思论述过，经济学家凯恩斯阐释过。这不，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也参与进来了。对什么是货币，塞尔做了他的语言哲学解释。
在《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例：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认作为是货币，大石头于是就成了货币这一事实，相吻合。在1989年苏联崩塌前，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这一事实，也佐证了塞尔的洞识。由此，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因此，也可以说，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度事实，对象化为社会实在。有了集体意向性，货币成了货币，小布什成了总统，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了一种历史实存。
哲学家就是哲学家，大师就是大师。哲学家看问题，与以自我标榜为以研究“形而下学”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当经济学家们为产权到底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法学概念问题争论不休时，塞尔却单刀直入地提出，产权，无非是一个“集体意向性”问题，既一种人们对某人对某物有支配权的某种“集体意向”上的认可。照塞尔看来，甚至就连某种社会治式（regime），说到底也不过只是某种“集体意向性”呢！
塞尔的见解，看来有几分道理。一个诺大的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苏联，一个经由七十余年艰苦努力所建设出来斯大林模式，不是就在一夜之间就解体、就转制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照塞尔看来，无非是某种“集体意向性”的乍然崩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与一个牧师在教堂里对一对新郎新娘说：“我在上帝面前宣布你们为夫妻”，这对男女就成夫妻了，是一回事。这也与美国最高法院的某法官宣布：“戈尔不是这届美国总统”，于是美国现任总统就成了小布什了，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do thing with words）含义，也是塞尔所说的话语（utterance）创造“制度事实”的真谛。由此看来，人们以话语创造社会实在，与《圣经》开篇所说的上帝以说话创造世界，原来是一样的轻松，一样的简单！
这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所有“制度实在”（institutional reality）都可归结为某种“集体意向性”，那么，一旦一种集体意向性在某个社会内部形成，一经有人象在教堂里的牧师那样说出这一“集体意向性”，它就会马上变成一种塞尔所说的“社会实在”。由此我推想，中国社会机制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也许并不会象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