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开始了一场非主流的、有关道德的讨论。其阵地主要集中在一本有相当知名度的非主流杂志《读书》，涉及的人也是一些圈内著名的，但多少带有一些非主流倾向的经济学家，如樊纲、盛洪与汪丁丁等人。
《读书》1998年11期刊发了一篇姚新勇的评论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把道德问题比喻成学院派经济学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对此,姚先生未免有些杞人忧天。经济学家热衷于道德问题最起码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但三百多年来经济学那一天也没有停止其蓬勃的发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某种道德忧患，但其原因绝对不是圈外的压力，而是来自经济学家的自省和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自己给自己背上了这付沉重的十字架。据我的观察，盛洪、汪丁丁、何清涟等人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和主流经济学游离的特殊气质，多少与这种忧患意识有关；而樊纲在其事业的颠峰状态突然和主流经济学拉开了距离，汪丁丁舍弃其深厚的数学修养转而从哲学层面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我猜测也和这种忧患意识有关。
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就越感到“最大化”的逻辑魅力。现代经济学的整座大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一个理论凝聚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其逻辑的力量和美学感召是无法抗拒的。但正是经济学的这种高度统一给经济学家带来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一方面，“最大化”作为经济理论的终极假设和前提除了实践，其本身再无逻辑证伪的余地；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人生体验却一次次地告戒他们，离开了物质利益的尘世俗土，“最大化”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于是一个真正理解经济学并热爱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会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一种圈外人无法体会的铭心刻骨的痛苦和矛盾。他们时时承受着难以割舍的煎熬：要么承认“最大化”本身就不是最大化的， 但这意味着对经济学的某种背叛；要么坚持“最大化”的最大化努力，但这意味着对良知的某种背叛。因此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它是人类作为“道德人”和“经济人”的亘古矛盾在经济学家身上的聚焦和映射。当经济学家打开“最大化”潘朵拉之盒那天起，他们就注定了要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忍受天帝的惩罚。越是深刻的经济学家，其感受到的肉体与灵魂、理性与良知、思维与人格的巨大搏击也越深刻。我对樊纲、盛洪、汪丁丁等人与主流经济学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深表理解，并为此向他们脱帽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