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吹风”，三中全会将讨论农村“在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尽管整段话并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私有化问题，国内外舆论仍将此称为“新土改”。一些评论者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新土改”内容总结为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但根据现实状况考察“新土改”，就会发现“永包”与“流转”本是矛盾，既是“永包”，又何须“流转”？所以，赋予农民“永包权”只是让农民出让承包权获益，其内在核心其实只是让普遍存在的“征地”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合法化，是解放土地，而非“解放”农民。
考虑“土地流转”有两个视角。一是社会发展的视角，二是农民利益的视角。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新土改”，将大多数农民从土地剥离，结束目前这种一家一户零散化的低效益耕作模式，其要点是解放土地，提高其使用效率。对这种“剥离”，得承认是时势所需：从1998年以来，约占全国 65％－68％的人口年产值只占GDP总额的18％，中国确实需要结束这种低效益的农业耕作方式，土地流转带来的“公司＋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效益。其次，“农业产出＋外出打工收入”的农村家庭经济模式作为农民的权宜之计可以，但作为一种固定模式长期实行，既使农民家庭生活于困顿之中，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重建。可以说，如果中国早在90年代中期实行农民与土地的剥离，并出台与之配套的社会政策以帮助农民离开农村，“三农”问题绝不至于陷入今天这一难以收拾的困局。
但从农民利益的视角来看，事情远非如此简单。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历史欠债很多，比如通过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产品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通过户口制度壁垒让农民成为一国的贱民；对农村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巨大的历史欠债与现实欠债；近20年来将城市污染转移至农村；通过征地使8,000万农民成了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农村今天的落后状态，使中国农民成为被现代化列车抛弃的庞大弱势群体。所以，对行将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群体来说，通过即将到来的土地流转将土地价值变现，是农民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最后一笔历史偿债。而偿还数额是否足够用于农民转行、迁居城镇后重新创业等，决定着他们今后的基本生活是否有保证，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
假定地方政府能够收敛其掠夺性，让农民有幸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除了税收之外，土地流转的收益90％都落入他们口袋，对农民而言也并非万事大吉。一般而言，被从土地上剥离的农民根据其居住地的不同，去向与生活出路也大不相同。居住于大中城市近郊的农民，其土地的商业价值较大，只需要找准时机，待价而沽（包括与邻近土地所有者形成价格同盟），将土地卖个好价钱，其生活前景相对要好些；但大多数土地只适合作农耕用地，出卖土地收益有限。卖地农民的出路一是做农业工人，二是迁往城市或者中小城镇，这就必须有几个前提条件需要满足：一是城镇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农民（这在目前的失业大潮下几乎是幻想）；二是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政策，免除对这些迁居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如向其子女收取高昂的教育赞助费等，让农民享有该地的福利。但目前在城市居民福利尚且不保的前提下，这种愿望只怕要落空。
鉴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将眼睛盯住土地，要将“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已是堕落成自利型利益集团的中国政府必然要选择的“改革”。但无论如何，还需要从就业形势是否有利于低素质劳动力等时势出发，并在政策设计上考虑农民的生活出路。否则，其结果只会是在已有的8,000万失地农民这一流民后备军队伍之上，再加上几倍于这一数量的流民。假如这类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占到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社会的前景将非常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