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华尔街，中美软脱钩
今天的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组成了经济政策的“梦之队”，他们应对次贷危机的政策非常合理，因此，美国实体经济不会因此进入持续的衰退。反而某些新兴市场会因为资金倒流成为次贷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入主华尔街主流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控制力，从而扫清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未来障碍，同时采取合理政策，实现中美经济的软脱钩。
若干年后，当我们重温次贷危机这一历史事件时会发现，它既是世界格局的拐点，也是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
次贷危机的本质
以美国为发源地的次贷危机，带来了两大后果。其一是世人有目共睹的金融危机。由于在金融领域，一大批原本属于银行经营的房屋抵押贷款被打包转让给了证券市场，在这一过程中，风险被大大低估了。随着宏观经济转冷，许多买房家庭付不起贷款利息，风险才大规模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次贷危机的基本教训是，即便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如果一个金融产品的交易链条拉得特别长，其中由道德风险产生的金融风险也会非常难以控制。
次贷危机的第二个后果是美国经济增长机制的停顿，它正在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衰退。美国经济过去20年以来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的动力来自家庭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以及非常容易得到的消费贷款。美国家庭的资产(主要是房屋)升值以后，该家庭随即可以从银行以该资产为抵押获得消费贷款。次贷危机导致部分房屋购买者违约，他们的房屋被迫送至市场销售，其后果是压低了房屋市价，导致信誉良好而没有违约的房屋所有者也难以得到新的消费贷款，最终导致美国经济消费增长下滑。
美国并非最大受害者
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可以说，美国非常幸运，其政策决策层为应对这场危机做了最好的准备，美国远不是次贷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经济政策界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其中，财政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通常意义的财政部。美国财政部不仅掌管财政税收，而且还肩负着协调美国乃至国际经济政策的重任。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必须和坐落在两个街区外的美国财政部商量，这是公开的秘密。次贷危机到来之时，坐镇美国财政部的正是华尔街之骄子、高盛公司前总裁、拥有丰富国际金融业实战经验的汉克·保尔森。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人比保尔森更了解次贷危机的前因后果和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掌控美联储银行的是世界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本杰明·伯南克。上世纪70年代后接受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伯南克，当然对经济危机的传播机制再了解不过，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在博士生阶段的必修课就是上个世纪大萧条的经济史。尽管技术细节还有争论，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即，在股市大缩水和银行信用危机的时候，它没有放松银根，也没有及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可以说，保尔森和伯南克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政策界的梦之队。他们推出的次贷危机对策应该说是非常合理及时的。先是大幅度降息，同时放松银根，再是提出减税方案，刺激消费需求。除此以外，保尔森还与华尔街巨头们协商，推出了彼此推迟还款的一揽子计划。这些绝对是救火的最佳对策。他们两位非常清楚，当火苗四起之时，当务之急是阻挡火势的蔓延，进而灭火，而不是高喊追拿纵火者，从而坐失救火良机。
部分是运气，部分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美国金融体系不至于因为次贷危机而步入整体危机的深渊。事实上，美国金融体系深谙金融与政治不分家的基本原理，这早已渗入到了美国政府的各个决策层面，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美国政府会坐视华尔街陷入不可自拔的金融危机。
根据以上的分析，美国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不可能由于次贷危机而进入持续的衰退，衰退即便出现，也仅仅是短暂的。种种迹象表明，2009年初，美国民主党非常有可能入主白宫，从历史经验来看，民主党政府更乐于在经济下滑之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保尔森财长开启的财政救急政策非常有可能延续下去。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受累资金倒流
次贷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是资金的倒流。历史上，每次美国经济泡沫的破裂都会带来资金的倒流，因为外国的资金会流入美国寻求最佳投资机遇，另外，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资本金匮乏，也会使得这些金融机构重新估计它们在海外投资的风险。
哪些经济体将成为资金倒流的最大受害者? 很明显，它们必须同时具备三大条件：第一，经济发展依赖外资的流入，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入；第二，过去几年吸收了外资；第三，当前的宏观经济呈现明显的病态。仔细分析，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至少有三组—波罗地海三国，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以及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特别是波罗地海三国，其贸易赤字、财政赤字严重，同时资本市场50%以上的资金来自国外，一旦外资撤出，其本币将大幅贬值，资本市场会大幅缩水，由此将带来本地居民财富缩水，企业融资困难，其经济难免陷入严重的衰退。
此外，对于今天印度的经济形势，大多数海外分析家包括印度本国的经济学家都非常看好，笔者不敢苟同，原因就在于此。印度的宏观经济状况事实上存在问题，财政和贸易赤字长期存在，股市资金的大头来自国外，短期资本流动基本上是完全放开的，而其实际汇率大幅升值，这样的经济是资金逆转的最佳来源地。
对于资金倒流，一些调查认为，危机会使资金更倾向于流向增长强劲的新兴市场国。其实， 这种看法在非常短期(如几周)之内有可能准确，因为美国降息使得美元走软，但稍微长远一点看，资金倒流是更为重要的趋势。我们必须看到，影响资金流动的根本因素是考虑了风险后的投资回报率，次贷危机的最直接后果是西方国家金融机构调高了风险的成本估价，对它们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远远大于本国投资风险。
中国面临世界经济放缓的冲击
对于中国而言，次贷危机的最大冲击不是资金的倒流。因为，流入中国的外资长期以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很难在一两年内流出，毕竟它们主要是物化的投资，变现比较难。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走出了在资金上依赖外资的发展阶段，而过渡为高储蓄所带动的资金富裕型经济，尽管我们还不是富裕经济。所以，对于世界资金倒流的影响，中国应该完全可以应付自如。
相比之下，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冲击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减速。其原因很简单，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几乎所有可比国家。如此巨大的开放的经济体当然会最直接地受到世界经济放缓的冲击。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最大、最直接的冲击，不就是外需下降导致中国总需求不足，因而出现了1999-2002年三年通货紧缩的压力吗？当时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调不就是启动内需吗？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远过于1998年，我们应该更加小心防范内需的不足。
中国的机遇：入主华尔街、中美经济软脱钩
其实，次贷危机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是历史的机遇。
次贷危机所带来的资金倒流，恰恰是中国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重新进行全球配置的绝好机会。由于次贷危机中直接受冲击的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所以，资金倒流的主要目标也是这些机构。中国投资于这些机构的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如制造业，更重要的是，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金融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极为突出。正常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其核心金融企业一定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如果中国可以抓住次贷危机的机遇，在这些国家急需资金时，大规模进入其核心金融企业，将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我们将能更好地把握甚至于影响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化解它们对于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崛起的负面影响。举例说来，未来中国的资本账户完全放开、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后，外国金融机构自然会参与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运作，在特殊情况下难免会出现投机性炒作，重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情形，届时，中国在这些金融机构拥有股权将有助于稳定市场。
同时，次贷危机也为中美经济软脱钩提供了机遇。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很自然地是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者。事实上，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拉动者。但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中国经济起飞的路还很长，而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中国迟早必须走上一条以内部大市场为发动机的经济发展之路。美国与中国将成为两个以柔性绳索而不是以铁杆连接的经济体，当一方经济高歌猛进时，会拉动另一方的增长，但当一方经济步入缓慢发展时期，对方也不会过多地受到影响。
今天，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实现与美国经济的软脱钩，因为有三大重要条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其一，中国经济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到了加速阶段，城市扩展所带来的种种需求包括道路、地铁、住宅等等，是中国经济史上所从来没有的；其二，政府的财政税收状况空前良好，提供了由公共投资引导社会需求乃至民间需求的有利条件；其三，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其表现是民众对住房、汽车等超大型消费品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有了这三个条件，中国完全可以用5-10年时间，系统地启动国内需求，彻底改变当前内需不足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