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学校成立教授委员会，说是让我代表教授说上两句。其实我心里还不知道到底说什么好，原因是，现在这个年代，大家的偏好非常复杂，所以众口难调。比如，上次我代表研究生导师讲了几句话，估计有的人爱听，因为在学生毕业之前我告诉了他们几句真话，比如学生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是恭维还是真话，反正他们告诉我这个话他们喜欢听。当然，也有人告诉我，毕业典礼这个高高兴兴的时候，你讲什么监狱的事情，讲什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还讲什么学生真正要学习的是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赚多少钱，找什么好的工作等，这些学生们爱听吗？我当时就回答说，爱听不听，反正我有讲的权利，别人有选择听的权利或者不听的权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不会强迫别人去听我的讲话，我更不会强迫别人按照我的步调去做什么事情。既然要对着台上、下的领导和教授们讲几句话，我就只好随便讲讲我自己的一个初浅的想法吧。
其实这个想法起因于郎咸平、杨瑞辉教授最近的一本书《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就在这个礼拜三，我们刚刚组织研究生们讨论了这本书，并且刚刚在我前面发言的教授正好也是社科部的教授，她似乎是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题。所以我就接着她的话题讲了马克思主义和斯密的经济学情怀问题。题目暂时就叫做 “马克思和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水火不容吗？”
其实说起这两位经济学家来，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大概都知道，马克思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而他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 1867年。和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相比，马克思的著作几乎晚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然而，如果仔细地品读两位巨人的著作就会发现，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却存在着很大的共鸣之处。按照郎咸平、杨瑞辉两位教授的说法，斯密著作和马克思著作的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要改造人类社会，让社会变得更加的富强，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幸福美好，可是两位伟大思想家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斯密的《国富论》几乎早于《资本论》一个世纪，两位思想家面临的外部世界的情形也截然不同。于是，他们便根据各自的约束条件开出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处方。
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并处于原始积累的时期，相关的法治仍然在建设过程之中，因而，斯密认为，政府作为国防、公共安全的提供者，在提供好这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之后，就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手”的作用，通过私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就会使全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积极有为的公共秩序。从斯密的观点看，我们大概可以猜测，斯密对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很有信心的，尽管他也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等方面的负面信息。相反，到了比斯密晚几乎一个世纪的马克思那个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仍然在发展，但法治不完全条件下厂商之间的尔虞我诈、相互勾结，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串谋，厂商出于自我利益对于社会利益的无视，对于环境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已经开始显现[1]。据两位教授交代，马克思的那个年代，伦敦、巴黎街头臭气冲天，苍蝇乱飞。其实更加严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随着英国纺织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结束，英国、欧洲等国经济开始下滑，失业率大幅度增加，资本家出于维持利润的目的，对工人的剥削也变得更加的严重和残酷，马克思亲眼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和剥削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2]。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十分尖锐，遍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大罢工不断风起云涌。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后预言，这一切都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按照当时的状况，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灭亡，并最终被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不愧为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预言被无数的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但我们对照当时的理论和后来的历史发展后，问题马上就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相反，我们却看到社会主义大哥苏联在1990年代的轰然解体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的主要原因大概可以被归纳为两方面：
第一是，斯密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也即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面前的世界变得更好，为了让人民变得更加富强与幸福。这个其实在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都能找出来。比如，郎咸平和杨辉瑞教授在他们的书中就详细地对比了两位伟大思想家思想之间的差异。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尽管是以市场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的代表人物，被后世的经济学家尊奉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鼻祖，但其实他的著作中仍然有着很多处有关工人状况、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等问题的详细记述。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有他对市场作用深刻而有洞见的描述，也就是说，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强调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可是，后世的经济学家出于各自实用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考虑，分别从两本著作中有选择性地继承了对各自有利的方面，丢弃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结果，以斯密为代表的《国富论》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而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思想却成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武器，结果，两个伟大思想家思想中的共同之处，便被各自阵营有意或无意模糊化并硬性割裂了。
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从边际效用学派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斯密《国富论》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思想，仅仅接受了微积分可以解决的边际效用理论、需求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这样，工人相对于资本的价值和地位就被大大压低，资本家和机器的作用就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而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进行和开展下去。于是，生产函数的版本也就由最初的单要素劳动生产函数转变为包含资本和劳动的两要素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这不能不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阉割了斯密《国富论》和《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结果。
同样道理，一些来自另一阵营的经济学家则片面强调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强化了资本对于劳动的赤裸裸剥削这一事实，而完全不顾忌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竞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积极作用的论述，而走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式经济发展道路。
可以这么说，经济学家出于各自自利的目的，传承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而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也同样出于各自自利的目的，将这些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理论人为割裂，并奉为各自的理论经典甚至意识形态，其结果便是理论上的割裂，社会体制的割裂，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和前进。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恐怕是，在随后一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说继承路线，结果便使得二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首先来看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由于奉行市场竞争的路线，因此，无论是经济体中的个人、厂商还是组织，时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因为竞争无处不在，自己的地位也会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资本主义从整体上看，就会更为迅速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资本主义就能更快、也更加灵敏地对现实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比如，郎咸平和杨瑞辉教授的书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他们曾经多次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比如西方很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在政府的中介和监管下，就成为这些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场所和制度形式，那些具有很高、很好收益的、成功的企业才能够上市，结果是，经营成功的企业就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利润分红，社会的利益协调功能就会得到增强，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利益悬殊就会缩小，而政府的信用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又如，西方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同样使得职业经理人成为为了企业利益、公众利益而奋斗的忠实代理人，否则他们就会被股东解雇；职业经理人必须向社会公众披露真实、有效的信息，否则各国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进行严惩；而政府通过提供公正无偏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保证整个市场经济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进行，即使政府自身的活动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通过《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公平正竞争法案》保护那些按照法律、依法办事、公正经营的市场主体，而反对那些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成长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大家族、大垄断集团的垄断行为及其对于竞争、创新的妨碍；《反对歧视法案》反对那些针对性别、种族和职业的歧视行为。弱势群体、低收入者、妇女、儿童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政府官员通过选举程序产生，工人、农民、农场主、企业经营者等等拥有公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其结果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尖锐阶级矛盾由于工人的利益均沾，程序化选举和长期的讨价还价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化解掉了，结果，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没有实现。
相反，社会主义却采取了公共产权、国家对绝大多数财产的控制、计划经济、官员的任命制、有限范围的选举而将经济体的积极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苏联当时对土地、绝大多数财产的公共产权不仅导致了腐败和寻租的不断产生，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阻碍了国家的创新与改革；国家对生产、生活、消费、分配和消费等活动采取计划控制，不仅导致了很多政府部门成了权力寻租的部门，而且也导致他们失去公正无偏的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官员的上级任命制使得苏联的官员“只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不对称权力配置成为主流；国家对思想和文化的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和压制，使得其他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变得更加困难；人们之间结社、联合开办企业、组织的难度则塑造了各个领域的垄断和利益集团；国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权力部门的游戏规则，结果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被边缘化；股票市场也成为利益集团圈钱的场所，于是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结果，苏联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出现过大，社会的稳定也出现了不少状况。后果是，社会主义大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走向了解体、分裂，并变成了多个资本主义国家。
与苏联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是，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在国家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生活中逐步引入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进行渐进的“抓大放小式”改革，给予老百姓以市场进入的自由，让他们拥有成立企业、进行经营创业的自由，广大企业也被赋予了对外贸易，与国外企业合资经营等权利，各个地方的政府也与中央建立的“财政上的分灶吃饭”，结果中国经济出现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由改革当初的名落孙山跃居到世界第二。
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去接近一个世纪的相互较量中，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大大发挥了经济体中每一份子的积极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机制，加上法治建设、选举体制，反垄断、反腐败、反托拉斯、公平竞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及时避免马克思的天才预言，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春天；相反，社会主义秉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斗争和对经济、企业、团体、利益等控制，结果，官员成为寻租者，利益集团成为改革和创新的反对者，股票市场成为明目张胆圈钱的场所，结果苏联、东欧等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而走向解体。
资本主义自从18世纪出现，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至今，存在时间几乎达到一个世纪。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与20年前解体，而世界上的第二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通过自身的经济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果从终极目的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推动社会发展，让人民变得更加幸福，但是二者选择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公有制，一个私有制，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执政，一个是自由、民主、博爱，三权分立，党派轮流坐桩，一个是计划和国家指令控制，一个是竞争与反垄断，一个秉承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思想，一个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计划经济和看得见的手的思想，结果，两个社会体系之间所有这些成见就变得日益对立和顽固不化，二者之间对于世界版图的争夺也一天没有停止过。
其实，回过头来看，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中共同的东西大家似乎都淡忘了，这种淡忘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学家的无意，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出自他们的故意，因为二位思想家头脑中的那些看上去矛盾的成份可能正说明了我们眼前世界的复杂性，可是，经济学家出于简单化、方便化的目的，出于自利的选择，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吸收，结果便造成了此后两种经济学思想的分野。
说道这里，又想起了凯恩斯的那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
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
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当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 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们所能运用的理论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