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以往关注美国本身发展到关注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及其传播机制——金本位制。正是经由这些新的贡献，关于金本位机制将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得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继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出版《美国货币史：1867—1960》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以研究大萧条而成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以下选取伯南克（Ben S. Bernanke）、罗默（Christina D. Romer）和切赫埃第（Stephen G. Cecchetti）三人的观点进行介绍，希望可收窥一斑见全豹之效。
伯南克：开创“信贷中介成本”说
伯南克对大萧条解读的主要贡献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出了银行业危机导致信贷中介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实际产出的机制；另一方面，跳出单独研究美国的框架，在金本位制的框架下，研究了大萧条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深化和反馈机制。
伯南克认为，银行业危机导致信贷中介成本上升，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中的产出水平。一方面，潜在的借款者得不到资金从事生产活动，减少了总供给；另一方面，信贷成本的上升，使得潜在的消费者将推迟消费，潜在的投资者减少投资，进而减少了总需求，对给定的无风险利率，信贷中介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对当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意味着更低的总产出和无风险利率，而低产出、低利率正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此外，伯南克认为，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机制是对大萧条进行解读的重要理论，“债务通缩”虽然不是导致货币收缩的唯一渠道，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20世纪80年代初，受Choudhri、Kochin、Eichengreen和Sachs等人的影响，伯南克开始研究国际范围内的大萧条。关于美国当时为何不放弃金本位这一问题，伯南克认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所以对美元的压力从未达到非放弃金本位不可的地步。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国家都竭尽所能地坚守金本位制，仅当制度性因素如金融危机、银行体系出现问题，或仅当黄金的外向流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被迫放弃金本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伯南克赞同Temin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范式问题，而非在某一范式内部的决策问题。也就是说，在坚守金本位的前提下，美联储是 “无奈”的，这与弗里德曼、罗默以及切赫埃第的观点均不相同。
罗默：强调1929年“大崩盘”
罗默对大萧条的解读，突出表现在对“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强调。总体上来看，罗默接受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标准的货币主义解读有所不同。弗里德曼等人认为，大萧条的第一年即1929至1930年，本质上就是一次正常的衰退。罗默认为，1929年7月至 10月的衰退，是一次正常衰退。但从1929年10月之后，由于经济极其迅速地偏离了正常路径，就不再是一次正常的衰退，而是从一次温和的衰退急转直下。这是罗默与弗里德曼的不同之处。
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标准货币主义解读一样，罗默同样认为，货币量的大收缩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恐慌，美联储却袖手旁观，在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时，美联储又提高利率以保卫美元，并且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由此导致的货币紧缩正是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在与Hsieh合作的一篇论文中，罗默指出，即便在金本位制的束缚之下，美联储也本可以做得更好。美联储未能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对经济运行的认识有错误。
罗默认为，价格水平的波动，反映的是产出变动的结果，而不是产出变动的原因。大萧条当中发生的严重通货紧缩即价格水平的大幅下降，并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换言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它只是总需求大幅下降的一个结果。在大萧条中，总需求向下偏离其长期趋势近40%。
在罗默看来，中央银行或美联储在大萧条当中，并不应将控制证券价格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因为美联储根本做不到。美联储对股市所能发挥的影响，是极其不确定的。好的宏观政策，就是在低通胀的水平下确保经济处于长期趋势上。
罗默认为，从长期来看，不同的制度组合可以导致相似的经济稳定局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经济是较少政府干预的，其运行比较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转而实行积极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同样也比较稳定。唯有1920到1930年代的转折时期，各种制度的缺失引发了经济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大萧条。一方面，美国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原有的市场机制，如票据交换所、暂停支付等制度；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机构的美联储又不知道如何行事，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大萧条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切赫埃第：提出“非资本化”理论
切赫埃第提出一种对大萧条的“非资本化”（decapitalization）理论，可概括如下：其一，由于通货紧缩被预期到了，从而事前的（ex ante）真实利率升高，利率的升高导致投资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二，通货紧缩导致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即债务人的偿债成本上升，故贷款需求（不论是投资信贷还是消费信贷）减少，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从而导致总需求（总产出）的下降；其三，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故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总供给（总产出）的下降。
切赫埃第认为，通货紧缩的发生源于货币存量的减少，货币存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包括美联储）的认知水平未能区分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和总量货币。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基础货币的后果便是，未能有效地运用手中的政策工具（如贴现放贷）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未能防止货币存量的减少和通货紧缩的发生。切赫埃第指出，193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率平均达10%，这意味着实际利率至少是10%。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所以对投资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真实利率如此之高，货币的本质就变了，于是整个经济开始“非资本化”，即随着真实利率的上升，任何投资都变得无利可图，货币本身成了最值得持有的“资产”。货币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交易媒介退化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不再参与资本形成，从而整个经济开始经历“非资本化”的过程。
切赫埃第总体上认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大萧条的货币主义解读，其与正统货币主义的区别之处主要有二：一是比较强调利率的作用，二是强调“债务通缩”机制。在后者方面，与伯南克的观点十分一致。切赫埃第认为，如果没有通货紧缩，债务通缩以至大萧条就不会发生；而通货紧缩，又是因货币存量的下降导致的。因此，整个大萧条归根到底就是由货币因素导致的。这与正统货币主义即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解读相一致。
关于金本位制，在切赫埃第看来，金本位制不过是把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金本位制仅仅是个“传递机制”，这与弗里德曼和罗默的看法一致。因为，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在积累黄金，所以即便是在伯南克以及Temin和Eichengreen的金本位解读语境中，美联储仍有可操作的空间。就大萧条的国际传播来说，切赫埃第接受金本位制的解读，即美国“出口了”通货紧缩，且导致了世界的货币存量下降。
关于美联储在金本位制下的“无奈”说，切赫埃第认为，政府部门的责任不是捍卫金本位直至经济崩溃，而是应当为经济提供储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应当有能力通过对各种国际协定施压的手法，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以稳定其经济，并且能够对国际社会进行解释。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之后自然会考虑黄金价格问题，甚至终止金本位。
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大萧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以往关注美国本身发展到关注大萧条的国际因素及其传播机制——金本位制。正是经由这些新的贡献，关于金本位机制将美国的通货紧缩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使得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