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的老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从未能辨明市场反对派之所以反对市场，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失败的。正如弗兰克.奈特说过的许多话一样，这句话是颇值得深思的。我在此沿着奈特指明的线路，将市场或市场秩序反对派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人，进而根据他们对以经济理论为一方和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另一方的潜在的接受态度，指出这两种人各自的特点。
我是在解决了思考30多年的一个问题后才作这番论述的。1983年4月，我应邀作纪念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的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40年代后期我和沃伦.纳特在芝加哥大学的共同经历。我注意到，我们俩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许多人—样，最初都是作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沃伦.纳特和我都转变成了市场经济组织的坚定拥护者；就我来说，这种转变仅仅是由于受教于弗兰克.奈特六个星期。令我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同样的在高等学府的经历；包括受弗兰克.奈特的思想薰陶，却没有经历相同的转变？为什么他们在“学习了经济学”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他们确实“学习过经济学”，而且在当时观察得到的学术水平上，他们并不亚于其他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
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
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
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
在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的思想观念中，对集体行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肯定的评价。共同体感无任何必要，对社会团体、国家或诸如此类组织的团结的关心也无任何必要。这种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他的社会主义恰恰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拒绝那些专横的“金融家”、“强盗富商”、“华尔街巨头”、“苏黎世财阀”和“东部权势集团成员”的异想对他个人命运的控制，用什么作为替代组织呢？“把这些恶棍拉下台”，谁来取而代之呢？这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民粹党式民主的形式下几乎是绝望地退缩了。不论怎样，他是料想在革命到来后，他将运用潜在的平等权力，即等于其他人所运用的权力，塑造自己的命运。我所描述的这种人决不可能超出他的否定主义多远。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如何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再次看到马克思的天才在于对革命后的组织问题保持沉默）。
现在，考察一下这种人在面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论点时，以及在终于理解了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原理时会有何种反应。考察一下在受像弗兰克.奈特——他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人的思想熏陶后，世界观会受什么影响吧。现在他明白了，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于从政治控制中使人们的自由极大化的，始终作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里是受到最好的保护的。这种人如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这时他就会经历向市场拥护者的明显转变。他真正看见光明了。
现在我把刚才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反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比较。描述第一种思想毕竟是在描述我自己以前的思想，因此对于我来说，描述第二种人的思想要困难得多。但让我设法深入其他人的思想深处。反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不会对个人自由赋予最高的评价。他决不可能铭记和赞同“别触犯我”这句美国革命者们的口号。他最初的反市场或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人对他行使专横权力所激起的愤怒和厌恶，也不是来自他人对他个人自由的明显限制。这种人反对市场秩序，有着更基本的原因。他认为个人不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不管他了解还是不了解市场运行方式，不管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失败的，他都一样反对市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的理解水平和老练精明极少能或完全不能对他的反市场秩序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反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由于反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应该允许人们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应该对他们自己的自由有所限制，因此他积极支持由集体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自由。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共同体、社会、有机统一的团体、国家——所有这些统一体都要求他的忠诚。反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但不一定是家长统治论者。他也许认为，但不一定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应该允许个人摆脱或许正在引导他探求“真理”和“美德”的集体而自行决定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参见第5章）。
设想这种人对经济理论家的教导会有何种反应吧。这些教导对于他犹如耳边风。他也许完全理解市场的逻辑结构，而同时又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或集体精神的热烈拥护者。这种人基本上不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市场所确保的权力分散和权力限制，正是他反对而不是拥护这种组织形式的理由。反自由主义者仍然是反自由主义者。
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这种人，倘若他在知识上仍然是诚实的，就会受公共选择理论教导的影响。如果他最终认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也确实不可能存在的，政治领域中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中的人一样追逐私利，一样的卑鄙，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对集体体制的支持。不过，由于这种人实际上不可能期望成为市场的热情拥护者，所以这种放弃的程度将是不明确的。尽管排除了某种从国家形象产生的浪漫成分，真正的反个人主义者是不会变成市场秩序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之神可能因反自由主义者而死亡，但不会有其他神祇出现。趋向虚无主义的诱惑是强烈的；而在我看来，这就是80年代世界许多迷惘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形。
在为展开论述作准备的本章里，我只不过叙述了我是如何解决了开始提到的那个难题的。我发现这对于澄清自己在各种反市场思想方面的混乱是有用的。我并不想论证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于何处以及何人——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仍活着的还是已死去的。我们都是许多人的混合体。因此、那些反市场秩序的人也许充分反映出我这里所描述的这两种抽象状态的思想以及可能创立的其他思想的某种混合。进一步说，即使在我们这些市场秩序的基本支持者中间，也仍然存在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形式的残余。就我而言，更易与那些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似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人相通，而较难与那些提出国家具有潜在仁爱作用的观点的人相通。
最后，我写这些文章的最终理由是：我希望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在政治哲学这个最基本层次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第一步。
注释：
①本章内容最初是1983年7月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举行的自由基金会系列讨论会上的一次特邀讲演。
本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篇《自由、市场与国家》，詹姆斯.M.布坎南著，平乔新、莫扶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