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家庭支撑国内过度消费的底气大幅减弱，专家和全球决策者正要求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尽快转为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
他们辩称，如果中国能够拉动消费，这将缓解其它国家的压力，这些国家正因为美国乃至全球需求下滑而受到冲击。
但这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尽管为中国服务了这么长时间的旧的增长模式显然已不再适用，但同样明显的是，转向新的可持续模式需要花费巨大努力和多年时间。
近10年来，决策者知道中国必须实现转型，但具体操作则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旧的出口模式深深扎根于银行体系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及国有企业的增长计划之中，以至于过去5年，对国内消费的依赖非但没有增强，达到推动增长的目的，实际情况反而是消费下滑，贸易顺差增加。
这种转型从来不是一种快速且有序的调整，即制造商停止向国外输出商品，转而开始在国内销售。
在中国的例子里，这将需要改革金融体系、缔造规模更大的服务行业、建立稳健且可信的社会保障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取消鼓励制造业和储蓄、同时抑制消费的中央集权政策，这在政治上颇有难度。
但这些改革不仅不太可能有效创造内需（当然长期而言会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且短期来看很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
例如，在转型为以国内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通常伴随而来的是，出口商被迫走向破产，其资产和员工自由流向市场，并逐渐得到重新配置，服务于国内市场。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出现。
改变中国消费者对储蓄的态度，不仅需要创造广泛且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家庭认为该体系可信。这需要耗费几年时间，因为他们要测试这一体系。
历史上的先例证实了这一过程的缓慢和困难。19世纪初，美国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为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其间经历了1797年的大恐慌（当时英格兰的通缩破坏了北美的商业和房地产市场），还经历了20年的艰难经济状况。
近200年后，日本遭遇了一次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和长达20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在此过程中，该国艰难地减少其对出口的依赖。
此次全球危机在加快要求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让政府面临风险，政府强迫大规模增加银行贷款和财政支出，以抵消全球消费下滑的影响。
鉴于中国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的局限性，几乎任何大规模财政刺激都可能扩大产能，其幅度至少会像扩大永久消费那样。这意味着，短期而言，中国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于外国需求，但需求是否存在则一点都不明显。
如果取代外国需求的财政扩张被迫过快推行，那么中国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风险，即如果全球经济收缩再持续两到三年，那么中国的过剩产能将增加，并将处于更为疲弱的财政和金融状况。
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三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致出现在第一个10年，涉及为社会和经济结构松绑。这带来了创业活动的迸发和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第二个阶段大致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涉及转向大规模财政扩张，主要通过银行体系。
第三个阶段出现时，适逢全球经历快速货币扩张，而中国正投资于国内制造业，以支持美国债务拉动的消费。
此次全球危机最终让第三个阶段寿终正寝。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再也不能依赖于美国家庭看似无限的消费能力。
这将带来一轮漫长且艰难的经济调整。全球需要这一过程尽可能平稳推进，但国内对于这一过程的担心，将不可避免的压倒全球关切。
译者/梁艳裳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