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表示，根据4、5两个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分析，二季度GDP增速预计可能接近8%。显然，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已经明显见效，经济活动呈现清晰的止跌回升趋势，中国经济正率先走出经济增长的低谷。国家统计部门如此匆忙地宣布这一好消息，既是为了刺激信心，同时也反映了决策高层对增长数字的重视。但是，GDP是评价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指标吗？最近国内一些学者批评政府在设计经济刺激方案时过分看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改善民生与调整结构。
最近我到西藏旅行，给我留下震撼性印象的不是西藏的自然风貌和基础设施，而是无数行进在朝拜路上的藏民虔诚、祥和的面容。他们历时数月三步一拜，并倾其所有捐赠给寺院，就是为了完成心目中的崇高使命。藏民的幸福感似乎并不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当今世界收入水平比藏民高的人有无数，可有多少人敢肯定，自己就比那些朝拜路上的藏民感到更幸福、更满足？
藏民的生活态度令我想起多年来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发展经济，当然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但经济政策所关注的往往就是GDP增长，似乎收入提高了，生活一定就更好了。这一点，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方针实际是“增长就是一切”。在举国上下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增长当然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但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
学过世界经济历史的人大都知道，真正意义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两百多年前才开始的。公元元年之后的近1800年间，世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一直在0-0.5%之间徘徊。这个速度基本与人口增长同步，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基本稳定不变——当然人口也可能是个内生变量，每当人口规模过大，就会发生战争或瘟疫来调节人口数量。那个时候，大部分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人类、经济与环境之间稳定循环、浑然一体。
但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9世纪的1.5%和20世纪的3.0%。由于经济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资料也日益丰富。大部分人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开始拥有汽车、洋房等高级消费品，通讯和交通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但是人类比以前更幸福了吗？不一定。解决温饱当然很重要，但拥有多套别墅和数辆高级轿车的城里人，却并不一定比过着男耕女织生活的乡下人更幸福。
依我个人之见，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生活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起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经济安全。为什么富人的生活有可能不如穷人？因为富有的城里人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竞争压力，更何况城市工业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活环境。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水平的差距，甚至直接危害到身体健康。只有兼顾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和经济安全，才能真正令人类通过经济发展改善生活质量。
可惜的是，我们的实际活动、经济学理论甚至经济决策，基本上只关注第一个因素，即改善物质条件。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如何最大化企业利润和消费者效用，及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决策更是将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这就导致了对GDP和生活资料的过度追求。拥有了一套住房，还想再买一幢别墅；已经开上了宝马，还想再添一台奔驰。物质资料似乎成了展现成功和改善生活的惟一手段。当我们无止境地追逐物欲的时候，也许幸福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对GDP和生活资料的过度追求，已经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过去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稳定循环被打破了，生产加速导致工业排放增加，全球出现了气候变暖。工业扩张也增强了对自然资源的采伐，地球所拥有的石油、煤炭、铁矿等资源很可能会在几十年内枯竭。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技术进步最终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我也不反对追求经济增长，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引领我们走向辉煌还是毁灭？我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要改变已经行之数百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体系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作为个人、学者甚至决策者，我们无法回避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一关乎生活质量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矛盾已经变得尤其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增长的可持续性已经面临极大的挑战；二是国内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每当经济形势出现风吹草动，老百姓的经济安全便受到重大威胁。以破坏生态平衡求得经济增长，以牺牲个人自由获得生活资料，这样的行为究竟是否值得？
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不过与实际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尚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需要改变对GDP增长率的过度追求。GDP只是一个手段，不是最终目的。具体说来，政府迫切需要在两个方面推进政策改革以保障实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一是改善经济结构和保护自然环境，支持可持续增长并改善生活质量；二是加快建设社会福利体系，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CRAWFORD经济与政府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