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危机佐证了一句箴言：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欧盟（European Union）决策者有价值但狭隘的计划无助于完善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经济，而且给欧洲带来了苦难、混乱和困扰。
理由有两点：
首先，计划不错但难保证精准，并联系到欧洲货币同盟的刚性，紧缩性政策的基石可能仅仅是一个缺乏说服力和睿智的模型。其次，一项自我完善的计划可能与更多需优先考虑的事务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下，民主欧盟的存废与社会福利有关，而它是欧洲通过数十年的斗争得来的。
当然，一些欧洲国家需要更好的经济责任和更多的经济管理责任。然而，时间至关重要；必须把时间上可行的深思熟虑的改革与在极度匆忙中完成的改革加以区分。希腊所有的责任问题，不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的经济危机中出现的。事实上，在经济持续收缩之前的2006年希腊的经济增长率是4.6%，而在2007年降为3%。
不管改革有多紧迫，突然地单边征税和野蛮地削减公共服务的做法都不可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持刀乱砍需求的做法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和由于缺乏市场需求导致生产型企业的闲置。希腊，作为被快速增长的欧洲所抛弃的国家之一，被欧洲货币同盟用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的经济刺激方式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欧洲决策者寻求的财政刺激方案是严重反增长的。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产出持续下滑，惨淡的经济前景使最近一份报告中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成为一个受人鼓舞的好消息。
其实，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增加收入来缩减财政赤字。二战后巨额的赤字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渐消退，相似的情况出现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1994年至1998年间，备受推崇的瑞典财政赤字减少，与同期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相关联的。相形之下，欧洲国家现在一方面要削减财政赤字，需走出零或负的经济增长困境。
在此有必要提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教训，在他看来市场和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但对社会正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欧洲的政治承诺，凯恩斯爵士惜墨如金，而这恰恰导致了现代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服务的诞生——它们并不支持市场经济，而是为保障人类福祉。
经济学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认为可以将有效率的市场和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认为，一个经济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目前欧洲的乏力最令人不安的大概是不断更换财政命令的民主承诺——来自欧盟的领导们和欧洲中央银行，或者间接地来自名誉扫地的信用评级机构。
参与公共讨论——经由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和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阐述的“讨论主宰的政府”——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框架内确定恰当的改革，并且不会伤及社会正义这一欧洲的制度基础。相比之下，缺乏一般性讨论而大幅削减公共服务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平衡正在远离大部分的欧洲人口，已经被两个政治谱系的极端分子操纵。
如不解决政治合法性的两个方面，欧洲将无法恢复元气。第一，在没有公众推理（public reasoning）和公众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欧洲不能单方面提出专家意见。如果对公众的透明度不屑一顾，公众通过投票抛弃早期获得支持的现任领导人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当领导者敲定无效或者违背公正的政策时，创造良好政策的机会就会被破坏。迄今为止，实施紧缩政策的失败不仅已经破坏了公众参与，而且还破坏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这无疑跟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先驱们所追求的“同意民主的欧洲”的理念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