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转轨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但是这种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转轨共识正日益受到经济转轨现实的严峻挑战，从而形成转轨经济学界的“后华盛顿共识”。本文从经济转轨的实践出发，揭示了“华盛顿共识”的内在理论困境，同时也阐明“后华盛顿共识”对于转轨经济学自身的理论“转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 制度主义分析
引言
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过渡而出现的一门旨在研究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特征、过渡路径选择以及经济过渡绩效的经济学分支，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学等经济学科的成果加以综合而应用到转轨问题研究的一种尝试。转轨经济学的历史尽管仅仅十几年，但其文献数量的迅猛增长已经为该学科在经济学主流内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项伟大的社会实验，其一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验，其二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转轨实验，从社会制度变迁和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第二项实验的艰难程度比第一项也许更甚。在转轨经济学内部，关于制度变迁路径和经济绩效的争论比在任何一个经济学领域都更激烈和缺乏共识，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的转轨路径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的转轨路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坚持渐进战略的学者说：“要生小孩，你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而赞成激进转轨模式的人则说：“你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大鸿沟” ，隐喻是形象而有力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初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这些国家开了药方，希望按照一种理想模式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体系，从而带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的繁荣。根据新古典教科书所达成的迅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战略被称为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这种观点曾经在经济转轨的早期占据绝对优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大部分按照这样的策略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这种改革模式有时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这是一种以理想化的完美理念为引导的、基本原则性的、彻底的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与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激进共和主义）以及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激进共产主义）在方法论和哲学根源上有极相似的地方。对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熊彼得、波普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批判，但是这些犀利的批判因为没有融入主流经济学而未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斯蒂格利茨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 。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 。
一．经济转轨的十年实践：制度主义观点
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堪称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经过将近10年的转轨过程，大部分传统计划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基本屏弃高度计划化与全面政府干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经历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近30个原中央计划经济 中，由于政治经济背景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差异，各国市场化转型的程度并不相同。一些中东欧国家（CEE）和波罗的海国家市场化转型比较迅速和彻底，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European Union），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的转轨前景尚不明朗，在经济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混合体制（hybrid system）的若干特征，即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私人部门迅速成长的同时，在经济运行方面还遗留着中央计划的某些痕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经济转轨包含以下要素（IMF，2000）：（1）自由化（liberalization）：允许大部分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降低那些使得本国与全球市场经济价格结构相隔离的贸易壁垒；（2）宏观经济稳定（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在自由化之后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缓解过度需求局面，严格控制政府预算规模，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强调货币和财政政策纪律，维持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和基本平衡；（3）重构和私有化（restructuring and privatization）：创造强有力的金融部门，改革企业制度，逐步将企业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中；（4）法律和制度改革（leg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法律规则，引入适当竞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经济转轨的四个要素中，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可以以较快的速度实施，小规模企业的私有化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但是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和法律制度改革则应该在经济转轨过程的稍晚阶段进行，并应花费较长时间。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市场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面经济行为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和产权的私有化，而且要求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轨就必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制度建设（institutional building）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新的组织的创建、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Kolodko(2000)从这种制度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与国际货币基金相似的结论，即一般而言，只有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可以以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否以激进方式推进自由化和稳定化取决于金融稳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政治环境 。
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只要将产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中央计划转向自由市场配置，就可以促进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以激进方式实现产权的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公共部门私有化进程是学界争议的焦点，激进派和渐进派都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理论依据 。迅速私有化的支持者呼吁彻底取消国家所有权，主张将国有资产一次性分配给公民，赋予公民以购买国有企业的权利；而另一派则主张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逐步地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经济中的新兴部门，他们更加强调实现企业的“硬预算约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这样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经营较好的企业则会吸引较多投资者。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匈牙利采取了较为渐进的私有化方式，其改革绩效证明对于企业的真正重构非常有益，而大部分国家则采取了迅猛的私有化模式。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在迅速私有化初期，国有资产被转让给千百万普通公民，而后这些资产又被接受者出售，最后集中在投资基金手中。但是在整个私有化过程中，这些采取激进私有化模式的国家并未实现真正的企业重构（restructuring of enterprises），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投资基金缺乏足够资本从事大规模企业重构，二是因为投资基金被国有银行所控制，而国有银行又难以实施硬预算约束。捷克共和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表现欠佳，其原因部分应归于企业改革的滞后。在俄罗斯，迅速私有化的经济绩效似乎更糟。在1992-1994年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中，15000个企业的所有权被转移到私人手中，但是与预期的结果相反，内部私有化并没有实现国有企业的自我重构。决策者本来希望二级交易将引入外部所有权（outside ownership），而且希望在对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的第二波私有化中将使用透明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希望都未能实现。内部所有者在放弃控制权方面非常审慎，工人们则担心在外部所有权控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采取降低成本的方法，而企业经理则发现，要使企业得以生存，与其通过外部所有者的参与而提高竞争绩效，不如游说政府获得补贴来得容易。因此在第二波私有化运动中，并没有实现透明化，而且系统性地将外国投资者和银行排除在外，而与政府密切相关的集团则获得巨大收益。总体来说，基本采取大规模迅速私有化改革模式的东欧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在10年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与预期相差甚远，10年的私有化改革使大部分转轨国家出现了经济动荡和经济滑坡，并未实现预期中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除波兰以外，几乎所有东欧和独联体转轨国家在近10年的转轨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仍未超过1989年的水平，有相当数量国家的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而从1990-1997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只有波兰实现了正增长，其他国家则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经济衰退十分严重。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经济转轨的实践表明，虽然私有化从纯粹经济学理论上并没有原则性错误，但是现实中的私有化进程有赖于许多制度条件的支撑，这些制度条件包括企业实现硬预算约束，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善公司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有效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体系，以及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对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 。
二．经济转轨的“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曾经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东欧和前苏联转轨经济国家在经济转型初期一致接受的政策模式，这种共识认为迅速的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及经济私有化措施的有机结合，将克服不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济停滞状态并将引发经济的持续增长。Williamson（1990） 曾经将所谓“华盛顿共识”归结为10个要素，这10个要素得到有影响的国际金融组织、政治团体以及专业经济学者的一致认同，大致包括：（1）财政纪律。预算赤字应该被严格控制，以至于国家不必用征收通货膨胀税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2）公共支出优先性的转变。支出应该从那些政治敏感领域撤出，重新配置到那些经济收益较高且潜在地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3）税收改革。税收改革包括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其目的是增强激励，在不降低可实现的经济繁荣程度的前提下提高收入水平的平等性；（4）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利率由市场来决定，但是实践表明，在市场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市场决定的利率往往可能过高，以至于对生产性企业和政府的财务偿还能力产生威胁；（5）汇率。各国需要统一的（至少是以贸易交易为目的）汇率体系，汇率应该维持在有足够竞争力的水平之上，以此刺激非传统部门的迅速增长，并保证这些出口部门在将来维持竞争能力；（6）贸易自由化。数量性贸易限制应该被迅速取消，而代之以关税，同时关税应该逐渐降低，直到统一的低关税水平10%（或至多达到20%）；（7）外国直接投资。阻碍外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各种壁垒应该被取消，外国公司和本国公司应该被允许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8）私有化。国有企业部门应该实现私有化；（9）放松管制。政府应该取消那些阻碍新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并保证所有管制措施都应该以安全性、环境保护和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为标准进行重新审视；（10）产权。法律体系应该在不导致过高成本的前提下提供安全有效的产权保护，并应该在非正式部门提供同样的产权保护。这10个方面的“华盛顿共识”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主张对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共识。
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东欧以及前苏联转轨国家基本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经济学家以这些成败参半的改革与转轨实践来重新审视“华盛顿共识”，发现了原有共识的许多未尽完善之处，因此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10条内容 ：（1）除其他方式外，通过维持财政纪律来提高储蓄水平；（2）将公共支出转化为方向明确的社会支出；（3）除其他方式之外，通过引进经济上敏感的土地税来改革税收体系；（4）加强银行的监管；（5）维持竞争性汇率，使得汇率在保持浮动的同时作为名义锚发挥作用；（6）实施区域内贸易自由化；（7）除其他方式外，通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包括劳动力市场）来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8）为所有经济主体明确界定产权；（9）建立关键性的制度，诸如独立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预算部门，独立而廉洁的司法部门，以以及担负生产性使命的企业代理人制度；（10）提高教育支出，将教育支出倾斜到初级和中等教育。新的10条共识与原有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在基本原则和政策趋向上并没有明显区别，但是新的共识正确地强调了制度建设在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中的重要性，注意到了建立关键性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质量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综合新旧共识，我们发现“华盛顿共识”仍然未能关注转轨经济的独特制度特征，未能揭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特征，对经济转轨国家的指导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早期“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针对的是已经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但其市场经济体系仍存在严重扭曲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系完全缺失的转轨经济国家。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库之间所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一种被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误导的理念，正因为如此，其他面临着完全不同经济使命和挑战的国家从来没有从这种共识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华盛顿共识”告诉这些转轨经济国家只要将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维持相应的金融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就会启动而且不断持续下去。这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信条基础之上的过于乐观主义的共识，在整个转轨过程中遭到越来越多的否定和抨击。斯蒂格利茨甚至置疑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否真正存在，事实上，不管在学术界、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各国决策者中间，这样的“共识”并非是一种实际存在，这些教条体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定义，而且即使赞成这些教条的不同实践者也往往以各自的理解强调其中某一个侧面或重点，因此尽管某些学者将这些教条体系归纳为所谓“华盛顿共识”，但是对这些政策合宜性的共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华盛顿共识”的失误部分应该归结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忽视，在缺失重要的组织和制度的情形下，即使经济基本指标保持良好状态，经济转轨也难以顺利推进；制度和组织的演进是较为缓慢的一种制度变迁，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制度和组织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至为深远，而新古典经济学恰恰忽视了“真实世界”中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性。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对此发表评论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制度的分析，因此在对经济绩效的源泉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不得要领。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花费很大力气研究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理解那些对市场创造非常重要的制度要求（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因为他们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本来已经存在。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为使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提供低成本的交易以及值得信任的承诺，从而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 。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经济滑坡和经济动荡的原因之一是，在旧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组织制度被废除之后，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组织制度却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因而大规模的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以及狂风暴雨式的私有化运动是在一种“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的状态下运作，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主体的行为紊乱和预期紊乱，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发生严重衰退。Kolodko(2000)在总结“华盛顿共识”缺陷的时候，提出该共识所忽视的8个要素 ：（1）转轨经济缺乏自由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组织架构；（2）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较弱，难以有效配置私人资产；（3）转轨经济在私有化之前缺乏对国有企业的商业化；（4）转轨经济中企业管理不善导致管理者难以在放松管制的经济中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5）转轨经济中缺乏竞争政策有效实施所必须的制度设施；（6）转轨经济的法律框架和司法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实施税收征管和企业合同；（7）地方政府效率低下，难以承担和处理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8）转轨经济国家缺乏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来支持新兴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挥功能。在存在严重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难以达到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预期的各种目标。经济转轨的制度主义观点强调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重视制度和组织的建设，重视转轨国家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殊路径依赖特征，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在转轨经济学中的意义
“华盛顿共识”对于经济转轨的认识未能超出新古典教科书的想象力，它对于经济转轨的复杂过程和约束条件缺乏足够的研究 。在“华盛顿共识”中忽视了信息在经济转轨中的制约作用，信息的连续性使得保持原有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成为必要。“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制度变迁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把制度变迁看成是瞬间的彻底的转变 ，而实际上，制度变迁是一个累积性的、适应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学习的过程。“华盛顿共识”忽视了经济转轨中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在经济转轨中，价格的自由化和产权的私有化只是一部分，宪政规则和游戏规则（即广义上的制度）的大规模改变才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部分，而宪政规则和游戏规则的改变以及人们对于规则变化的适应与认同都需要时间 。“华盛顿共识”还忽视了经济转轨中当旧有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候，可能大量出现寻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构成对于政治程序的大规模破坏并导致民众对未来的秩序重建缺乏信心。“华盛顿共识”对于经济转轨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试图瞬间彻底切断与旧有制度和秩序的联系的做法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存在提醒我们采取更现实的成本更小的变迁路径。“华盛顿共识”低估了经济转轨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可能导致和要求完全不同的变迁路径，增强对于经济转轨中文化差异性和路径多元性的认识，是转轨经济学的重要的反思之一。对于信息问题的重视、对于过程的认识的加深、对于宪政规则和游戏规则的认识、对于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以及政府管理功能的重新定位、对于转轨期机会主义和腐败的认识、对于路径依赖的认识以及对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认识，是近来转轨经济学获得的重要成果，在这些方面，转轨经济学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 。这些思想，可以称之为“后华盛顿共识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路径选择和次序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对关于经济转轨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某种总结性的评价。“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强调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主张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这些包含着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普遍被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奉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圭皋。同时，“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受雇于国际货币基金或世界银行的巨大经济学家群体心目中的“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换言之，只有美国式的学术价值理念和经济政策倾向才代表着正统的主流的经济学知识，而那些在理论和政策上反对或漠视“华盛顿共识”的人则被视为蒙昧迂钝 。“华盛顿共识”是对20世纪5、60年代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反动，5、60年代所推崇和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经济发展的全面长期计划、对战略性产业的政府所有和政府控制、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对储蓄和投资流动的国家控制等发展战略和政策，在80年代之后被普遍放弃，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崩溃，似乎表明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获得了彻底胜利，华盛顿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理念的核心”（Ben Fine,2001）。但是20世纪90年代传统计划国家激进式经济转轨的经济绩效以及频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学术界和决策者对“华盛顿共识”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90年代后期，由于信息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分析的新发展，经济学家逐渐建立了新的替代“华盛顿共识”的分析框架，现在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普遍接受这样的理念，即尽管市场仍然是导致资源配置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有效社会机制，但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美以及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效率并导致严重的市场失败，对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外部性、市场失败以及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观念，而这些理念在“华盛顿共识”中是没有地位的。
结论：“后华盛顿共识”与转轨经济学的自身“转型”
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以及包含在其中的金融自由化进程，本质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而不仅仅是一个以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的技术性增长问题。最近的转轨经济学文献和经济转轨实践表明，对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败问题的考察、对于制度变迁的“过程”的重新认识、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治规则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市场经济中关键性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的重新估价，对于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和功能的重新定位、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大规模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认识、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对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中的作用的认识，是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念深化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支撑要素的理解，深化了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功能的理解，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正统理念形成了极有价值的重构。“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的演进，表明着转轨经济学自身正在发生着另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深刻“转型”。
附：作者简介和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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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收（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shugua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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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1971年生于山东莱州，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1995年、 1998年、2002年分别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留校任教，2001-2002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研究，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讲师，北京市海淀区青联委员。已出版专著《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合著）及译著《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等多种，在《北京大学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多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明尼苏达书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