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润滑剂，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项领域中逐步推进，但直至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仍处于高度抑制和监管之中，已严重地影响着其他环节的改革进程。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在中国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议题，尤其是2011年温州地区密集爆发的企业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风波，更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高度关注。随之设立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彰显地方金融改革特色、助推金融结构和组织创新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各种版本的地方金融改革，并呈现出各自的创新特色。这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发展都亟需我们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总结探索，并为全国层面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在此转型改革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温州市金融办以及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温州金融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于2014年3月15日在浙江温州成功召开。中共温州市委常委朱忠明、温州大学副校长赵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参加了开幕式，并先后为论坛致开幕辞。裴长洪所长、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启清教授以及浙江大学汪炜教授先后进行了此次会议的主题报告，分别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核心问题、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进展与不足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继之的专题讨论环节分别由“民间融资及地方财政金融研究”、“货币、信用、资产、证券及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以及“来自温州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等三个分会场组成。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等40余名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各级政府部门官员和金融机构人士分别汇报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 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进展
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维护未来宏观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已由高速增长换挡至中高速增长，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仍需要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依托。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进展，主要从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展开。
1.金融体制改革的转轨背景与财政基础
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有效提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但在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往往会更多地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江南大学周方召副教授和哈尔滨商业大学符建华博士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将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急速上升的经济转轨国家。因此，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显得尤为迫切，而在政策层面应减少政府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干预程度，可激励微观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有效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正面积极效应。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不仅是维护金融市场健康、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陈启清教授指出，以国有金融和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制一方面具有很强的金融动员能力，而另一方面这一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也被大大弱化。在当前的经济转型背景下，传统的金融体制已跟不上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甚至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的主要障碍。因此，目前亟需推动一场深刻的金融体制改革，而这场改革的核心在于处理“金融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力量对市场机制运行的补充作用。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障碍往往表现为政府财政对金融抑制租金的高度依赖。中国政法大学贵斌威博士和浙江工商大学陈宇峰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额的金融抑制租金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强大的额外财力支持。广义的金融抑制租金包括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和隐形铸币税等四种形式。估算结果显示，金融抑制租金的平均规模相当于历年GDP的13.4%、正规财政收入的87.5%。在1990—1996年间，金融抑制收入相对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大于100%，而1993年甚至高达171%，充分反映了政府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的现实障碍。可喜的是，2006年后金融抑制租金的财政占比基本维持在63%左右，约为最高比例的1/3，这意味着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已逐渐具备。因此，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要以完善政府财政制度和税收体系为前提，而不应完全剥离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
2.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
与会学者主要从货币制度、银行动态拨备制度、信用评级供给模式、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层次结构以及城商行的兼并重组等角度探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日本早稻田大学黄冠博士指出，随着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以美元、日元为代表的符号货币具有了在国际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职能，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转嫁本国的通货膨胀，并拉动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他建议中国应该维持符号货币体系的独立性，才能实现向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暨南大学林欣博士在比较西班牙、哥伦比亚和秘鲁三个国家的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后认为，中国应当找到结合现有动态拨备制度优点的新型混合制度，并与其它宏观审慎工具相互配合使用。厦门大学杜朝运教授和华侨大学叶芳博士认为，现行的信用评级模式以市场供给为主，存在明显的效率损失，中国应发展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第三部门等多方参与的混合供给模式。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田野则对我国场外股权交易市场的层级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优化我国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层级结构的系列政策建议。复旦大学郭峰博士则分析了发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促进了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但近年来纷纷开展的城商行兼并重组和跨区域经营实际上削弱了城商行对所在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陈正江副教授针对改善地方财政金融法制环境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3.金融体制改革的监管体系研究
金融风险的监测与控制是政策追求的长期目标。与会学者主要从银行业风险、证券业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以及网上银行风险等方面围绕着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安徽大学黄送钦、吴成颂、张礼娟和孔苓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大股东持股结构是否对商业银行的运营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银行风险承担对银行性质的变更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即商业银行的国家大股东并不能带来“安全感”，因此政府应减少对银行业的干预程度。温州大学林瑞跃博士提出了一种评价基金多阶段绩效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从多个风险度量角度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绩效。他利用2011—2013年的30只开放式基金日收益率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种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和预警机制。因此，中国应尽快建立长期动态的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加强对基金的金融监管，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验表明，资产价格泡沫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东南大学董斌和李琼认为，工资率的过快上升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将助推资产价格的飙升，而在资产泡沫形成之后，工资率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长会加速泡沫的破裂。因此，为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应当适度控制工资率的过快上升和人口老龄化进程。随着互联网技术在金融行业中的快速渗透，以网上银行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组织模式的风险控制问题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华东政法大学沈恬对网上银行所隐藏的金融风险以及现行监管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网上银行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法律法规，以明确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高网上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等措施来加强对网上银行风险的防范，增强网上银行业务运作的安全性。
二、 聚焦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的经验实证
1.金融市场外部冲击与内在波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浙江大学张小茜副教授和汪炜教授从控制权的角度考察了增持型企业虽然目前在市场表现、融资水平上尚未受影响，但由于主营业务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控制权管理效率不高，可能已成为当前实体经济中企业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汇率市场的巨幅波动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浙江工商大学曹伟副教授和徐滢博士在编制省际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省际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各省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汇率的升值虽对进口贸易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滞后一期的汇率升值却对进口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浙江财经大学项后军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欧阳志刚教授考察了汇率改革对中国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变化，认为中国进口品价格汇率传递效应呈现出“先急剧扩大、再波动式下降”的特征。其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中国应依靠可信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而非汇率升值来进行通货膨胀管理，并且应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便帮助稳定进口品价格并减轻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2.企业融资渠道与风险的研究进展
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谭桑和中国人民大学蒋灵多分析了政治关联的融资约束效应。结果表明，政治关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失败风险，但政治关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却不能彻底解决企业的融资困境。因此，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侧重点仍然在于市场，而不是政府。浙江财经大学叶谦教授对温州企业采用互保贷款机制这一外部融资方式的风险与效率进行考察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互保合约激励与惩罚机制的不对等，导致了当经济过热时互保贷款联盟普遍存在着过度贷款与过度互保现象，但现行互保企业联盟的“拟熟人圈”关系已无法提供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执行机制，这就造成了互保贷款机制的金融风险急速积聚，并在宏观政策紧缩时出现严重的企业互保困局。因此，学术界应加强对企业互保贷款机制的研究，并在该机制的效率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3.民间融资与民间借贷市场的研究进展
民间融资和民间借贷市场是游离于正规金融市场之外的重要补充力量，也是构成一国金融结构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一现象在存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间融资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因而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可控等众多难题。对此，此次与会学者分别从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经济效应、金融风险以及金融监管等角度进行了相关讨论。
宁波大学吕建锁、于明和吕大程采用经济金融相关系数法对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进行了重新估算。结果显示，自2006年至2012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民间借贷规模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且东部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大于中部地区，继而也大于西部地区。据估算，2012年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规模总和已达到近38万亿元。从民间借贷市场的微观结构来看，南京农业大学黄慧春和程兰对江苏新沂市展开细致的实地调研，并采用组群配对方法研究了农村土地承包权抵押贷款试点对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对缓解农户信贷配给、提高农户信贷可获得性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的农村法律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机构参与试点的积极性不高，农地抵押贷款发生率偏低，预期效果并不显著。
温州市是中国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监测民间借贷利率走势并维护民间借贷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是温州金融改革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浙江工业大学徐小华副教授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出发，发现资金供给状况、产业结构状况、房价走势是影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即温州指数)的主要因素，其中存款准备金比率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该文的定量分析还发现，温州民间借贷利率是民间金融信息的重要指示器，它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家进行合理投资，从而有效提升民间投资的配置效率。嘉兴学院佘明龙教授则进一步探讨了制约温州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例如，民间借贷机构性质定位与从事业务的不匹配、民间借贷利率与实体经济资本收益率的不匹配、民间借贷机构运营成本与服务定位的不匹配、民间借贷风险与风险分散转移机制的不匹配以及民间借贷业务发展与专业人才的不匹配等等。因此，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上述诸方面的政策突破。
关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研究，浙江工商大学郑勇军教授、陈宇峰教授等则从人格化交易特征和关系型治理模式的理论视角重新考察了温州区域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动因。他们认为，温州区域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金融问题，是“温州模式”衰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从深层次角度来看，还是由于温州经济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和关系型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而宏观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以及金融抑制等外部因素只是加剧此次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因此，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不能仅靠金融综合改革的政策支持，更需通过合理的制度创新，以加快推进温州经济的交易治理模式由关系型向规则型转变。
三、 来自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实践探索
为了更好解决2011年温州地区爆发的企业债务危机和民间借贷风波，国务院于2012年3月28日正式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期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的金融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浙江省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炜教授指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本质上是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发动的一场特殊“边缘革命”，肩负着全局性金融改革的探路使命。最近批准设立试点的民营银行具有非常重大的破题意义，不仅关乎着对民营资本的充分尊重，而且事关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具体落实，是温州金融改革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他也认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根本在于重构社会信用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温州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金融问题，还不如说是一场信任的危机。之前爆发的区域金融危机就已充分说明了温州地区原来赖以有效运行的信任体系亟需重构与再造。
温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专题报告《深化金融改革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归纳总结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两周年以来所取得的主要进展：首先，作为我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法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已于2014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次，温州金改中的一些重点项目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例如，前不久中国证监会披露的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名单中，温州的正泰集团、华峰集团以及均瑶集团占据了重要的两席。除此之外，“温州指数”编制、幸福股份发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发展、中小企业股改等一些重点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后，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以及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与此同时，温州金改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张震宇指出，社会各界应当理性、冷静地看待温州试点民营银行，并充分认识到温州金改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温州金改只有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才能推动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建设银行温州分行杨桦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视域探索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杨桦认为，应当全力推进企业发展环境建设，再创制度优势，保障“民间智慧”能够专注于经济创新；全力打造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地位，从技术、管理、能力、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做好并做足中小企业增强自身发展潜力的大文章；多措并举，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在温州地区的地方金融组织创新中，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农村资金互助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农业大学王琦探讨了面临融资约束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问题，并认为监管者应当减少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约束，放松监管可以有效提升小贷公司自身的利润效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江乾坤副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陈宇峰教授认为，资金互助会具有良好的经济及社会功能，具备存在的合理性，但却伴随着风险控制难题，亟待进行制度创新。首先，通过纵向比较显示，农村资金互助会属于风险监管型，具有后发优势，政府应当适度监管；其次，通过横向比较显示，农村资金互助会可以更多地满足农户的投资性资金需求，政府应该结合民间互助会的稳定机制与先进的网络化监管手段实现有效的风险监管；最后，通过竞争比较显示，农村资金互助会面临农信社等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强大竞争压力，政府应该引导它们彼此进行战略合作。
与会学者还利用一系列金融指标对温州金改的成效进行评估。浙江工业大学徐小华副教授对温州指数自2012年12月发布以来的走势进行了判断分析，并认为随着采集样本的扩大和发布时间的变长，温州指数对于温州和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调控都具有重要意义。温州市金融办副主任吴军通过多项金融指标数据的比较研究评估温州金改的成效。首先，温州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增长，金融业已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其次，温州金融业内部效率绝对值较高，但与杭州、宁波差距明显，而且温州金融业外部效率处于下游水平，这说明温州金融业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不过可喜的是，温州金融改革后的金融效率略有提高。当然，进一步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也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浙江省地方税务局林森对温州金融改革过程中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提出了支持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民间金融组织多元化、民间资本流动企业化、民营企业发展规范化、降低抚小支农高门槛等一系列具体的税收政策建议。
四、 结语
总体而言，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沿着一条金融市场结构日趋多元化、金融市场功能日趋高效化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的正确方向发展。然而，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仍需要及时地从地方金融改革试点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上升至理论高度，为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为此，首届“温州金融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已做出了“抛砖引玉”的积极贡献。当然，目前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衷心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加入到这一富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中来。
作者：陈宇峰、叶志鹏，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温州大学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310018，电子信箱：chenyufeng@gmail.com。作者感谢与会代表的发言讨论，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3—099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重点项目(13JDZS01Z)、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wzrzd13001)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