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带有人类城市化轨迹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推进方式和形态特点。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转移，要素配置效率也将不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种结构效应的释放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为了深入研讨后发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和重庆工商大学于2014年6月21日在重庆工商大学联合举办“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近2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重庆工商大学校长杨继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校长丁任重教授、重庆市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元和教授、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简新华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政策实验室主任唐方方教授、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管理系副主任郑思齐副教授等先后作主题发言。会议分别由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黄志亮教授和《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主持。通过主题报告和八个分论坛讨论，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大国城市化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
一、 城市化的结构失衡与再平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是从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来看，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开始凸显。裴长洪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处于结构转换阶段，深刻认识产业的内部结构变化趋势对城镇化发展十分重要。尽管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在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相关的行业，如交通运输服务、教育医疗、电子商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等方面还十分滞后。结合“德国工业4.0计划”，裴长洪指出，未来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生产与产品的结构变化、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改变以及企业组织的重新组合。杨继瑞梳理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和举措，针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十大问题给出了应对之策。他指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社会制度进步和不断创新的长期历史进程，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应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原则。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庞大资金来源问题，杨继瑞认为，传统的土地出让收入难以继续成为偿债来源，需要建立一系列规范的投融资体系和财政税收制度。倪鹏飞通过对中外城市化规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在开放体系下大国城市化结构将经历一个“均衡-失衡-均衡”的过程，其中城市化失衡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而制度因素虽然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市化失衡的程度，从而进一步导致增长不可持续。后发大国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遵从城市化过程中的结构演进规律，通过新型城市化实现经济结构的均衡化、多元化和高级化。丁任重则将上述失衡问题归纳为新型城镇化的“四大缺口”，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公共事业水平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滞后于城镇化水平。要弥补这些“缺口”，就需要把握四化联动的契机，进一步强化体制创新并逐步破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制度障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向成熟期迈进。
廖元和与简新华分别从新旧两种城市化模式的比较研究中阐明了各自的重要观点。简新华认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和水平太低，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盲目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和规模，以及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未来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应该首先避免城镇化的大跃进现象和贵族化倾向，强调科学发展的、工农城乡协调的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廖元和认为，新型城市化的内涵是以城市为代表的先进文明成果向城市所影响和辐射的空间区域全面覆盖的客观历史进程。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倾向性问题和现实矛盾，他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使联结城乡空间的城镇功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住房、就业及衍生问题
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但新型城镇化仍离不开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高波通过回顾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宏观经济背景，认为当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通道对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可能的新经济增长点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而新兴产业的发展仍然需要房地产业支持，短期内更不能替代房地产业。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给房地产业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农民工市民化对住房需求巨大，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将增加对非住宅房地产需求。郑思齐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就业-居住-公共品”的良性互动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基于微观竞租模型方法，将影响居住选址的因素分解为偏好和约束两部分，并识别出制度和市场缺陷对各个因素的影响。其研究成果表明，产业集中有利于集聚优势的发挥，因而不能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过度追求完全的职住平衡。邹琳华在StockFlow模型基础之上构建了房地产周期冲击—传导模型，并利用中国参数进行模拟，还原了外部冲击与开发商非理性心理预期交织下的房价波动机理，揭示了外部冲击下的开发商心理因素波动是造成2008年以来中国房价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
李超根据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利用面板数据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时空效应以及未来的总体走势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结论认为，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住房需求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到了明显强化。分区域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出了，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的人口结构矛盾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和区域更加突出，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失配现象。姜雪梅通过建立人口增长的住宅市场动态均衡模型，系统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住宅市场和住宅政策，解释了城镇化过程中住宅价格上涨的原因，并全面分析了住房过滤制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住宅市场的贡献。杨慧认为城镇居民收入与住房价格的协调度是判断住房市场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准。为此在对房价收入比合理区间界定修正的基础之上，定量考察得出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协调状况在逐步转好，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阻碍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
李勇和魏婕通过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模型证明，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加强一方面将制约农村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导致其收入水平较低且增速缓慢，另一方面则导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平等分配，从而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迁移成本增加，二者的合力导致农村迁移人口减少；并且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农村迁移人口便越低。梁辉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对农民工寻职过程的跟踪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对其职业流动状况的影响，以及职业流动对其职业匹配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寻职过程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主动的职业流动更容易实现高的就业匹配质量，而流动次数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呈“倒Ｕ”形变化。高梅通过对我国户籍制度与人口管理模式的简要回顾，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两种市民化路径：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二是推进人口管理制度创新，通过居住证制度，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三、 新型城镇化的财政金融支持与土地流转
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需要庞大的土地和资金支持，与会学者围绕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蔡书凯认为，现有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的缺陷放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但就全国层面而言仍总体可控，因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依赖于构建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仔细甄别、重新构建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拓展地方政府渠道、控制债务风险、提高融资效率是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李勇刚基于中国市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分税制背景下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财政明显降低了公共品供给质量，而财政分权则促进了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提高；土地财政显著增加了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却对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和时序差异，土地财政促进了东部地区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却减少了中西部地区公共品的供给；随着土地成交价款的大幅增加，2004年以后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程度明显提高。赵英伟通过将储蓄要素导入自由资本模型，并利用扩展的FC模型讨论了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使用对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的作用。研究发现，货币资本有加速资本聚集的作用并对本地市场较大的发达区域影响较大。只有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与补贴劳动者收入的财政政策组合使用，才能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快速收敛。
唐在富认为，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时期土地变革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应当根据国情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改革路径，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和财税领域改革。徐建春利用浙江杭州4区387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树模型对尚未实行农地股份制地区的推广影响因素和已经实行农地股份制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从推进区域、人群和传播媒介选择等方面提出农地股份制的推广建议，从制度设计、经营管理、股权配置等方面提出农地股份制的完善建议。冷智花认为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到了土地与人口关系变革的十字路口，加速的土地流转将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她利用CFPS数据分析了农户土地流转微观决策行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着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因此需要根据中国实情和收入分配状况审慎区别对待土地流转和规模化。
四、 区域协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人口、产业和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唐方方认为，城市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过程，生产性服务业则主要向城市集中。因此一国城市化进程应该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他结合西部地区某县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小型城市的重要作用，指出当前城市化水平的稳步提升并没有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促进传统服务业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查建平通过对发达国家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要素支撑、政府部门的积极规划与调控、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有效的行业组织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猛利用2003—201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考察了集聚经济及其空间溢出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了城市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后，集聚经济及其空间溢出对城市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正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间存在差异，中西部城市集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强于东部城市，而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显著。于翠婷通过四川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四川省各市（州）之间的城镇化水平增幅明显，但其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城镇化过程中，科教文卫、交通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杨丹通过拓展Krugman & Livas Elizondo模型发现，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城市集中度的上升速度也呈负向关系。是否加入WTO和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对发展中国家城市集中度及其增速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也降低了中国（特别是东部）的城市集中度及其增速。上述结论不仅为Krugman & Livas Elizondo（1996）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集中度的决定机制以及制定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具有启示意义。李煜伟利用修正后的重力模型构建了交通运输方式多样性与城市外部性之间的关系，并利用1990—2008年中国部分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城市间物理距离不变的条件下，城市之间多样化的运输方式将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外部性。因此在发展城市间交通运输时，不能简单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市场发展出更多的运输方式。雷国雄通过知识共享视域下的经济集聚与城市体系模型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是人类共享知识的一种经济组织，其规模由人们对被共享知识的创新能力高低决定。即使运输成本为零，人类也只在一定的规模上共享知识，形成一定规模的共享知识的经济集聚体；即使运输成本非常高，世界也不会呈现为纯粹的后院经济形态。
王晖、杨杰分别基于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视角，利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对文化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考察。结论认为，城市文化与城市环境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成为中国城市的理想选择。陈飞和杨晓兰在国外贫民窟改造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以辽宁棚户区改造为研究案例，概括总结了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在城市空间优化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客观评估了棚户区改造的综合绩效。
五、 结语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进程之中，城市化的推进方式、实现途径及其表现形态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殊性及复杂性。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所未曾涉及的命题。研究后发大国城市化的内在运行规律及其所折射出的发展逻辑，对于探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大国城市化前沿问题学术论坛”也秉承开放讨论、共同进步的学术理念，衷心希望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一起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下去。
作者：倪鹏飞 杨继瑞 李超 董杨
倪鹏飞、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杨继瑞，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董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