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的时候，严格的说，中国并没有叫做经济学的学科，所以在那时，什么叫做经济学家已经是个问题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圈子，讨论经济政策。现在研究经济学的人数很多，每一个人的作用就会下降。
前段时间，马云表示如今听经济学家的预测，灾难就大了。这番经济学家无用论的表述引发了社会、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新一轮质疑甚至嘲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马云第一次对经济学家的预测投不信任票。它显示的是，社会、企业对于经济学者一些言论的不接受。最近几年，公众的一些判断认为经济学者与他们对时代的感受有很大偏差。这也导致经济学者与大众之间出现较大的认知分野。
除了对社会对“下”遭到质疑，在上层建筑领域，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者也在边缘化的路上前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两个经济学家的公开言论，就能左右政府长期经济决策和改革施政方向的现象，似乎已不多见。如今经济学者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已悄然侧身幕后。懂经济的技术官僚和政府越来越成熟的经济学应用，似乎稀释经济学者的影响力。
这中国上下的变化都化为经济学家是否边缘化了的疑问。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者最近密集讨论未来的发展趋势。其中一批顶尖经济学者也专门通过深圳晚报回应这一疑问。
学者们给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答案并不统一，显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说明经济学者正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掌握中国经济的话语权。
经济学从显学慢慢走下神坛，似乎正印证中国经济道路上一个新常态式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深圳晚报评论员 梁坚）
“企业家判断未来不能听经济学家。这个时候还去听经济学家的预测，灾难就大了。”
——马云在北京浙江企业商会换届大会期间表示。
此番言论被广泛传播，讨论，甚至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议题，除马云本身的名人效应外，更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它契合了公众对当下的“经济学家”群体普遍不信任的社会情绪。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相比于上世纪80、90时代，当下经济学家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许多人开始怀念曾经那个“上通下达”的时代。
在22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阶段性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研究甚至决定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方向的群体现状是怎样的？经济学家真的被边缘化了吗？
为此，深晚记者奔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北京国贸大酒店，深度参与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第五届财新峰会，期间专访海闻、樊纲、胡永泰、许成钢、张晓波、巫和懋、赵耀辉、黄海峰等知名经济学家。力求呈现最真实、全面、权威的回应与解答。
其中有代表着90年代海归经济学家的海闻、许成钢教授，他们这批经济学家奠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且至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都是其中一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晓波教授，他主管的学术中心直接且深刻的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我们向他求教学术研究怎样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有具有国际视野的胡永泰教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他会带来不同维度的观点与看法。
当我们呈现这些当代经济学家真实的声音时，不仅为了解读热点问题，还望以此探寻，是怎样的逻辑与底色，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方向。
经济学家之问•大众影响力是否下降？
1.马云在说出“企业家不应听经济学家的预测”前，强调了自己“对经济学家很尊敬”。事实上，包括马云在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家，几乎都受惠于经济学家倡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但马云还是毫不留情地认为，企业今天的形势绝不能靠经济学家预测未来。
这个“北京街头的创业者与80年代街头的诗人数量同样多”的时代，企业家是否已经轻松地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经济学家是否真的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他们又是如何看待马云的言论？
马云没看到“新常态”所以妄下判断？
巫和懋：预测本来就是未来的事情，两个经济学家可能有三个预测。另外，经济学家讲的是宏观经济的预测，常常不涉及产业，而马云做的是电商，是产业。经济学家说宏观经济发展趋缓，这是我们讲的“新常态”，但是马云可能没有看到“新常态”，他只看到互联网发展很快，所以说“不要相信经济学家的预测”。对于这些名人讲的话，也不要全信，马云不是永远都是对的。不要去听了他的这句话，就诠释为经济学没用。公众也要小心这种名人丢给你的垃圾。
（巫和懋：198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
海闻：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判断绝对比企业家清楚，如果听制造业企业家的话，肯定是一片悲观声；如果听服务业，互联网金融，非常乐观。
（海闻：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樊纲：各有各的说法，爱怎么说怎么说。这个不能论证经济学家被边缘化。以前一直有这种说法，不是他刚说，早都有人说了，这很正常。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确实不靠谱？
胡永泰：他说的也有道理，但马云不会否定市场比中央计划更有效。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不过经济学家有时候可能太理想化市场了。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东亚项目主任）
张晓波：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经济学家里面，喝了国外的洋墨水，对国内实际了解得很少，懂企业、开过企业的确实很少，很少知道一个实体经济如何运转，学的很多都是书本上的。而现在，中国经济变化这么快，经济学家的纸上谈兵，马云他们听过一次，下次肯定不会再听你的。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赵耀辉：经济学是五花八门的，经济学家也是五花八门的，也有要听谁的问题，有的经济学家的话也未必靠谱，我们未必谁的话都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赵耀辉：1996至今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199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女性经济学家代表”。）
黄海峰：当一个人有社会影响力时，他个别的言论并不能代表他一贯的风格。实际上他经济走向成功，也听从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个人认为，一个聪明的商人是要听不同的专家意见，他不能说专家的预测没有用。
（黄海峰：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生态发展联盟全球理事长。）
许成钢：你很难简单地讲经济学家，因为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我不会简单地讲经济学家是好还是坏。
（许成钢：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2.周其仁教授在回忆上世纪80年代“九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代称，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参与制定5个中央一号文件，直接影响了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时表示，“这些研究不光往上送，还要对各类事件发出声音，去影响社会。”
法国经济学教授、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认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是更好的解释研究成果，并参与政策辩论。”有人认为现在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对大众的影响实际上不大，经济学家们对此怎样看待？
经济学家要多讲大众听得懂的？
海闻：的确是应该的。克鲁格曼曾经写过一本书，提到真正的经济学家影响不到大众的问题出在经济学家本身。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家只会用这些晦涩的、难懂的语言去讲，所以人家不接受。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用普通的、听得懂的语言去影响公众，这确实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黄海峰：现在的经济学家的确需要向大众传达声音，应该从学院派中走出来，要走向社会。我前些天参加中国图书展，就感觉到我的一本书的大众影响力很差，只是一些学者学生看，受众很有限。
不是所有的经济学者都需要和大众对谈
张晓波：我觉得不一定，比如周其仁的专栏在微信上传的非常广。
关于经济学家的责任，我觉得有分工，不能指着太年轻的经济学家去做，他们有升职的压力，起码先得被同行认可。当你有足够的名气，没有生存压力了，或者有一部分人比较擅长这个，做这些事情，学界不应该否定它，而应该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许成钢：本来学者就有各种各样的，与大众的交流有的多、有的少。任何自然科学的学科都是一样的，我属于交流比较多的，我不能说交流比较少的同事就不对。
3.社会上越来越多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通过各类渠道发声，获取广泛关注和名声的背后，有公众对“成功学”的需求与对专家的盲目，更有不少声音就“一些经济学家去各企业讲课收取高额费用”提出质疑，这样的质疑也透支着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对此，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有怎样的看法与回应？
影响力大的都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海闻：影响大众的都是那些实际上我们都不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人，他们影响力很大。有些喧哗取宠的言论实际上都是错的。这是对经济学家的挑战，也是一种社会需求。
预测股市的人不叫经济学家，预测哪个行业的也不叫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更多的是研究体制和理论的，很少有经济学家去预测行业。
巫和懋：有些经济学家也是利用媒体，然后得到最大的掌声，他就从此成名了。这样的话，他的目的其实是索取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讲真实的事实。这样不是负责任的做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主观意见，而不是他一个经济学家训练得出的结果。要把这两个分开来，而不是所有经济学家说的话，都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才讲的。
应允许经济学推销者们的商业活法？
张晓波：完全是商业化操作，打着这个牌子是不负责任的。但还是应该允许思想上有不同的声音，声音多了，这些人的声音相对就弱了，但没有权利禁止人家。社会自由发展就有那种希望成名并吸人眼球的人出现，禁止不了。我觉得还是要百家争鸣，允许大家独立思考。
黄海峰：这个很正常，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有。推销者往往比原创者更能挣钱，所以学者也应该走入市场。郎咸平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经济学家，这种应该叫做经济学推销者、推广者，实际上也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的兴趣，你不能只能把学院里的经济学家称作经济学家。
美国经济学家在社会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巫和懋：美国经济学者如果像某些经济学家在国内的做法，在美国的话会被自己的同辈看不起、被批评。甚至会认为他不适合作为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的学术规范是比较强的。
国内大家都是随着名声，要去推广，像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回到大陆来，他一讲什么，大家都觉得：“哦！耶鲁大学的教授，讲的一定是对的。”可是在耶鲁大学的时候，他怎么取得专业知识和这个耶鲁聘的教授，他回来讲的也许完全不是专业的知识，已经超越他的专业，就是说经济学者不应该超越他的专业，说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意见。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某个狭隘领域的权威，把他说的话当作是一个广泛领域（的权威）。
经济学家之问•影响政策制定受冲击？
1. 对比80、90年代，中央与经济学家频繁而直接地交流。近年来，越来越多如马云这样的成功企业家常被邀请到中南海，与领导人直接交流。这是否说明成功商人正与经济学家在争夺话语权，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受到冲击？
如今经济学家幕后策划诸多国家战略
赵耀辉：不对，我们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几个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周其仁老师，“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就是他提出来的。我曾经跟他一起到新疆调研，他一路上就在讲这个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相信这个政策就是由他最早提出的。
张晓波：最近李克强总理的几次经济工作会议，有企业家参与的同时，也有我们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宋国青一次，周其仁一次。所以说，只是大家不知道。
企业家的微观经验是补充
海闻：当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逐渐普及，经济学家的作用的确比当时改革开放时要下降。因为解放思想的高潮已经过去，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有回归学术的趋势。
原来国有企业为主的时候，政府对企业缺乏重视，尤其对民营企业家。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很好，政府重视企业，是一种进步。我认为政府接见企业家有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听听企业家的意见；另一方面，是给社会看，企业做的成功对社会有贡献，以表肯定和鼓励，希望更多人像马云一样创业。企业家在第一线，对微观层面的感知绝对比经济学家强，他们的意见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我不认为是挑战，应该是对经济学家话语权的一种补充。
2.许多人都很怀念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学研究与政策执行“上通下达”的时代，那时的“九号院”参与制定“一号文件”被无数人视为改革的理想主义风潮代表。对比现在的政策形成，许多人会产生无力和不透明的感觉，也出现了“现在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了，经济学家正在被边缘化”和“现在在特别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真正的变革契机不在庙堂，而在于社会的激励，也造成了经济学家的势微”的论调。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政策的形成与经济学家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新马歇尔计划背后的经济学家
张晓波：外界可能对学界的交流了解得比较少。比如林老师（林毅夫），国家领导人几次亲自在私下征求他的意见。
现在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林老师2009年提出来的。当时林老师当面谏言，中国当下克服产能过剩最好的办法是走出去，实行马歇尔计划，乘着别的国家资金短缺，介入比较少的时候，中国走出去可以消化国内的产能过剩，扩展新的市场，打开中国的制造业市场。这种是非常有战略性考虑的想法，现在直接影响到决策层。
赵耀辉：影响政策的渠道对于周其仁老师来说，他有那些九号院的朋友。他、宋国青、林毅夫都是中央智囊，习近平经常跟他们开会，也会请我们老师过去（中南海）座谈。
黄海峰：以前是政策导向性，现在是政策的实施性，我个人认为，很多政策的实施、报告、方案的制定，应该讲知识分子还是起了作用。
现在媒体也比较活跃，经济学家的观点我想领导也会看，不一定叫到桌子上来。
只要改革就不会边缘化
海闻：当然，政策的影响比较困难。当国家处在改革状态中，经济学家影响肯定相对会大，我觉得边缘化不是一个趋势，而是一个阶段。
关键看政府怎么做：如果政府要改革，那么主张改革、对改革有见解和研究的经济学家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如果政府以维稳为主，那经济学家可能作用没那么明显。所以，不能简单说经济学家被边缘化，只能说政府的理念不断在变化，不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会不一样。
所以在我看来，人们看到的“经济学家边缘化”可能是一部分强调改革的经济学家作用在变小。变小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改革的差不多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想改了。
经济学家分为几类，在政府周围的经济学家考虑的东西比较多。政府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可能更依赖某一部分人，说不定再过几年，政府又想大搞改革了，那时候主张市场自由的经济学家作用更大。
现在只是回归正常
樊纲：现在是回归正常，（过去高速增长）那种情况是不正常的，现在哪个国家像当时那样？那是在发展初期，现在逐步回归正常。
许成钢：边缘化不一定有道理。在80年代的时候，严格的说，中国并没有叫做经济学的学科，所以在那时，什么叫做经济学家已经是个问题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圈子，讨论经济政策。现在研究经济学的人数很多，每一个人的作用就会下降。
巫和懋：中央会觉得我们学院派离真实世界还有段距离，他们对平常学者的各种纷争、意见其实也了解，他们都经过消化后，形成判断、过滤，然后再向上面去建议。跟当年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真正发生影响力的、他比较相信的，还是那一批处于体制内的（经济学家）。
相比于美国，中国的老师都想参与政策，这跟我们的教育系统有关系，不管做什么研究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有什么政治建议。不能所有东西都以政治建议来做衡量这篇文章有没有价值的地方。
3.上世纪80、90年代时，大部分领导人为理工科的学术背景，而现在越来越多“技术官僚”的出现，是否导致政府对第三方独立经济学家的需求下降？造成现在经济学家对最高层决策影响力下降？
懂经济的官员确实越来越多
张晓波：有一定的威胁，现在海归越来越多，带着国外的数据、理论回国，但对国内了解比较少。国内学校考核压力比较大，短期来讲人很难做出成果，这是“指挥棒”的问题，
现在参与决策的主要几个人，比如刘鹤。总体来讲，大家更加尊重市场的力量，更加尊重经济规律，也更加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包括李克强总理最近的做法，比如减少行政审批程序，也能看出他有很好的经济学的训练。
巫和懋：现在政府里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多了，我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挑战中央都很了解，对现在经济面临挑战的诊断，也都相当到位的。只是在做法上面，或者轻重缓急上面或许有些人有不同意见。
经济学者还有其他影响领域
海闻：政府考虑的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比如我们搞房产税，这个在经济学角度来讲，是百分之百对的，百分之百要搞的。但为什么不能马上做呢，有很多政治经济学问题、利益集团，有些长期对老百姓有益、但不能马上见效的事情，他们会反对。经济学的最高层次是政治经济学，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综合考虑。
赵耀辉：与八十年代比是这样的。但是经济学在政策当中的运用还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尤其是现在改革进入深水期，不再是摸着石头就能过河的时候，经济学界对政策指导能发挥很大作用。
4.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一批日后影响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集体亮相，开始发出自己有力声音。今年是莫干山会议30周年，出现了关于市场与政府角色的论战，在“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阶段转型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论战意味着什么？
思想交锋是稀缺品
张晓波：这是思想市场的进步。中国制度最大的问题，我总结为四个字，知难行易。一般人不敢对上面说真话，敢说不同意见的人非常少。但中国的体制，执行力很强，所以一旦做错了，后果很严重。所以能有不同的声音，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下一步是要鼓励学者做进一步的实证，提供证据，说话得摆论据，才能把事情说得更清楚。
巫和懋：我们国内的讨论是经常不交锋的。你说完了，我说我的，可是你说的我不跟你争论，都不交锋。交锋也很困难，谁来做这个评判呢？
5.“莫干山会议”30周年，会议上当时有一个争论：经济学是不是有的地方矫枉过正。过去不敢谈钱，最早张维迎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钱正名》在改变人的认知，争取更多的经济自由。但是这种经济自由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是不是反过来，走向经济决定一切，造成了现在这会中泛滥的“一切向钱看”的另一个极端，经济学家在其中是否有一定的责任？
经济学者要反思市场局限导致的“向钱看”
巫和懋：相信市场与“向钱看”并不是一致的。很多还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很多的价格是由市场在做决定的，可是市场不能决定你的善恶，不能决定你人生的价值，市场还是有它的局限。市场主要是在经济、货物领域做得很好，可是要把分清人生的意义、价值，这取决于心中的信念。
张晓波：很正常的现象，我希望以后市场成熟了之后，关注道德、法律的声音能更大一些。这倒是亚当•斯密认识的问题，他的书讲道德的力量，到一定程度后要强调道德、法治的力量。经济学家们也要看到市场的不足，到了一定程度可能篇道德这块的声音会大一些。
现在正是转型期，也许再有三十五年，到了下一个新常态，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经济学家只是普通的经济学研究者，经济学三五十年不变了，那经济学家要研究得也就那些东西，重要性就会小了。
现在经济学家的作用还是大的，但经济学家能力上不足，要了解别的学科，要懂法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的管理，要知道政府怎么运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官员的行为，企业家的行为，只有知道这些以后再做决策才能比较现实。现在比较可悲的是有的经济学家间变成智力的游戏，谁写的书好，发了很好的文章，但是和现实脱节了。（深圳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王致远 实习生 温丽虹 刘姝媚）
本文选自深圳晚报12月23日刊文，原题为《经济学家没用了吗》，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