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赵伟《高级国际贸易学十讲》导论。
文/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是近年国际贸易研究者“圈内”的一个提法。这一提法基于以下事实：贸易研究从此前的国家或区域宏观层面，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新新”之说，多半是为了与20世纪70~90年代形成的“新贸易理论”相区分。在国内经济界，有人将其称作贸易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然而，这样划分为时过早，无论就新新贸易理论目前的进展来看，还是就这个理论所依托的整个经济理论的演化进程来看，尚不足以构成贸易理论演化的一个新阶段。
0.1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简史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化经历了三个明确的阶段。每个阶段的突破，都无一例外地依托于一种新的理论，至少是原有经济理论或体系的翻新理论。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1752[1]）—亚当•斯密（1776）的绝对优势理论开端，到李嘉图（Ricardo，1817）—托伦斯(Torrens,1815[2])的比较优势理论成型，均置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之下，后者则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基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边际革命”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的贸易研究有两个重要脉络：一个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实际上就是把老的理论置于新古典之完美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下，引入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等新概念进行解释。甚至把20世纪头30多年（Heckscher,1919;Ohlin,1935）提出并成型的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另一个是以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产业）为假定的建模尝试与模型拓展。这顺应了20世纪中叶兴起的经济学数学化趋势，经济学家们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各种各样的模型，把贸易分析发展成一种真正的“结构上的一般均衡理论”（德布勒语，1959）[3]分析。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对要素禀赋理论四个定理（H-O定理，S-S定理、雷布钦斯基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提炼、模型化处理和数学推导，以及各种各样的拓展尝试。
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多位合作者辟出并予以拓展，将收益递增情景纳入贸易理论分析。他们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并做了内生化处理；继而将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研究打通，辟出了一种“有区域无国家”的分析意境[4]。新贸易理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当在其从D-S模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出发，对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多样性与贸易福利的全新刻画和处理，以及对于贸易福利内涵的拓展。“多样性等于增加的福利”，展示了经济学关于贸易福利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模型化处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新贸易理论并不排斥古典贸易理论。一般认为，新贸易理论只是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那一部分。即便有了新贸易理论，植入新古典理论框架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有效且有用。这点就连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他曾写道：“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教给学生最重要的知识还是来自休谟和李嘉图。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教会他们，贸易赤字是自我校正的，贸易的利益也不依赖于一国相对于其所有对手拥有的绝对优势。”[5]
纵览贸易理论和庞大的经济学体系本身演化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所有突破或创新，都和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上大的突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是由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之“边际革命”催生的，那么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和20世纪70年代发端的“收益递增革命”相适应的，属于“收益递增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收益递增革命”当初的发生虽然颇有些波澜不惊的表象，但却引出了多个经济学分支的创新，涌现了一系列冠以“新”字的经济学分支新论，除了新贸易理论而外，还有新增长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所有这些新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将此前一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的收益递增因素，重新找了回来，或者作为出发点，或者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
0.2 转向微观：“新新”理论
与贸易理论以往三个阶段相比，目前被冠以“新新”之说的贸易理论，尚处在某种“悬空”境地，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或框架作为依托。
新新贸易理论最大的出新，在于观察贸易世界维度的变化，从宏观、中观层面转向了微观层面。换言之，即从国与国之间或行业与行业之间（包括寡头垄断情景——“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转向了一个个的企业。此前，几乎所有贸易理论围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究竟应该出口什么进口什么？新新贸易理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企业为什么要出口？其引申的问题包括：哪些企业在出口并且应该出口？由此而对行业资源配置及生产率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一般认为，马尔科•梅里兹（MarcJ. Melitz）2003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贸易对产业内资源配置及总产业生产率的影响》（The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IndustryProductivity）一文，拉开了这个理论创新的序幕。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触发梅里兹思考的“前置”问题的提出，因而新新贸易理论视点的挑明则要早些。安德鲁•伯纳德（A.Bernard）2001年发表的《为什么有些企业出口？》（Why Some FirmsExport？）一文，实际上已经明确地将贸易研究的视点由国家层面移到企业层面。
新新贸易理论所倚重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企业异质性”（firmheterogeneity）。此前的贸易理论大多基于一个或明或暗的假定，企业是无差异的，进入国际贸易和进入国内行业一样。新新贸易理论则基于如下的实证发现：出口企业和不出口的企业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生产率差异，或曰生产率异质性。
由于引入生产率异质性，因而同时触发了另一个问题的出新，即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新贸易研究者辟出的视野下，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成了进入出口行业的最重要的一道“门槛”，由此拓展了此前关于贸易与增长的视野，从贸易的各种“外溢”效应，拓展至微观企业直接的生产率或效率“竞赛”，且更容易进行内生化处理。就这个意义而言，新新贸易理论确有创新。
然而，与此前两次划分阶段的贸易理论创新相比，“新新”贸易理论迄今的创新还不算太多太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该贸易理论建模核心要素的企业异质性视点，也并非全新的。克鲁格曼基于D-S模型拓展的垄断竞争模型，实际上已经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特点，只不过那里的企业异质性是指企业产品的差异而非生产率的差异。不仅如此，新新贸易理论考虑的收益递增，已成为此前新贸易理论的老生常谈。考虑到诸如此类的现实，比之此前贸易理论几次划时代的突破，新新贸易理论只是“新”了那么一点点，还不足以视为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
0.3 “大数据”时代、计量热与经济学研究的“偏转”
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有个明显的偏重，这便是一改克鲁格曼之前经济学家们重理论模型轻实证的传统，从实证入手，让“事实说话”，由此掀起了一股计量热潮。而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降临，则奠定了这种计量热潮的“物质基础”。经济学家们不仅一再回朔老的经济学命题、定理甚至猜想，搜肠刮肚地进行花样出新的计量，继而不断提出新的实证命题。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除了沿着“Leontif悖论”（1953）视点检验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后来的Krugman所提多个命题而外，还辟出了新的视野，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
就新兴贸易理论研究方面来看，三个命题最热，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去计量，且有些越算越精细越复杂的倾向：
第一个是距离、边界及贸易成本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distance and border effects ontrade）。由加拿大经济学家McCallum（1995）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一篇文章引出，依托的视点主要是引力模型视点。迄今问世的计量文献几乎可谓汗牛充栋。
第二个是企业异质性与国际贸易(implicationof firm heterogeneity ontrade)。由20世纪90年代多个研究者不睦而合的一个疑问引出，这个疑问就是“企业为什么要说出口？”[6]。计量目的不仅在于从企业异质性导出国际贸易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国际贸易对一国产业效率进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生产率差异是异质性计量的核心视点，但不限于生产率，沿着生产率延伸的异质性，比如企业规模异质性、所有制异质性都被纳入异质性范畴。其所有制异质性在中国等转型经济体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是产品异质性与国际贸易。系企业异质性视点的一种扩展。“二元边际”的出口扩张是个聚焦点。盯着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边际多样性程度变化，分出“内涵”(intensive)、“外延”（extensive）之二元边际（margin），意在发现哪一种边际扩张为主，进而寻找这种分野的贸易条件、产业生产率，进而经济增长效应。如此等等。
实际上，有了互联网和名目繁多的数据库（databank），有了各种各样的计量软件，不独国际经济学，整个经济学显然都在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偏转”，由以前源自哲学的沉思和形式逻辑的严密推演，因而倚重个人感悟或者“灵感”触发思想的传统，发生了“二阶段”之“二重”的“偏转”：从理论推论转向证明某些猜想的复杂实证，进而转向不依赖先行定理，从数据分析下手提出猜想；由依赖“天才”经济学家个人的思辨，越来越倾向于多人合作，仰仗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证明猜想，导出定理，进而提出政策设想。期间的一个倾向是，谁掌握足够多而新的数据，发表与“发言”的机会就多！ 问题在于，上述“偏转”究竟在把经济学研究引向何方？经济学的前景如何？诸此问题，都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参考文献：
[1] 即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Political Discourses）中提出。
[2] Robert Torrens在《对外谷物贸易文集》（An essay on theexternal corn trade，1815）中提出了和李嘉图类似的论点。
[3] 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国际贸易”词条。
[4] 赵伟:“中国区域经济的二重开放——既非“有国家无区域”也非“有区域无国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9-26A6版。
[5]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等译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6]参见赵伟（2008）：《国际经济学：在已知与未知之间》第5章“企业为什么要出口：国际贸易研究新视点”。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03~118页。
（责任编辑邮箱：zhouhz@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