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汪丁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早在2005年，汪丁丁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多年酝酿，最终形成了这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熟悉汪丁丁著述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部专著包含了大量了汪近年来在国内学术刊物与大众媒体上所刊文章的重要片段，以及在境外出版物和高校演说中一再提及的核心论点。
在公共政策研究基础的视角下，寻找和实施帕累托改善的机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而在社会成员的兴趣或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里寻求符合某种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协调机制，则是新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或者说，人类合作的全部潜在机会的集合可分为帕累托改善的合作机会和存在冲突的合作机会。而在汪丁丁研究视野里：“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或者说，这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
以“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为关键词，汪丁丁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同时，他还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剖析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探索未来变革的方向。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言：“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因此，在汪丁丁心目中，他这本著述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
汪丁丁的写作，往往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思考味。他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批判社会，不如此就一定要感觉可耻。”比如，某甲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其实是追问使某甲沦为流氓的社会原因。汪丁丁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常有所批判，他探讨“生活品质”，首先追究社会原因。汪认为，精致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两大因素：是否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是否有敬业的生产者群体。中国教育失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同时缺少这两种群体。可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确实达到了对精致生活有所需求或有很大需求的阶段。在企业家看来，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北京也确实出现了几家专业递送各类‘令人放心’食品的企业。但能生存多久？是一个问题。在没有挑剔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从而能支持这类企业），‘猪食’和‘美食’无差异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美食传统？更何况，造假成习俗，我们也缺少敬业的生产者。精致的生活用品，信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很强的不对称性。不敬业或造假成为产业惯例之后，精致的消费者要么退化为粗糙的消费者，要么加入国外的精致消费群体。”这个理论，汪自认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致生活在北京是最贵的，以致成为不可能。因为敬业精神，北京最差，其次是夏威夷，最好的在东京。那么，夏威夷的酒店业和东京的酒店业，雇员工资相差不多，为何敬业程度相差很大？可见，只有把工资激励和消费者的精致程度联合在一起，才可解释此现象。
立足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关注改革前景、方向，汪丁丁最终关心的依然落脚于求解中国人的正义和幸福生活诉求。所谓“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和“结症”，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就业、物价、交通压力、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
一个能沉下心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他解读的角度和格局必定与众不同。若问“始终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汪丁丁直言不讳：“官僚政治及其腐朽性。”
在30年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最富于企业家能力的各种群体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在 30年市场化的最后10年，主要由于权力寻租的激励，官僚化倾向再度占据主导位置。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或超过“民主诉求”的阈值，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两方面压力联合作用的结果，很容易导向“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虽然长期而言，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
由此，汪丁丁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有这样的两条发展道路“演化”进程：一种是依靠“世界市场”的帮助，未来几十年“民权”问题会提上社会选择的日程表。政治改革的主旨，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应对官僚垄断利益集团加以限制——首先通过“均权”即权力的分立与抗衡；另一种演化路线，是推行“政治民主化”，通过极大地强化“民权”来压制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但是，这一路线要求人民有足够强烈的公民意识，要求精英及强势群体足够地自我节制，还要求有一批政治影响力足够大的“中介”得以维系社会稳定性。“中国人面对的基本问题，在社会生活领域里表现为正义问题。可是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求解，关键在于能否节制已发展到无法节制的官僚垄断利益集团。此时，借助于‘民权’的扩张，是有成功希望的一条政治路线。”
谈到具体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汪丁丁认为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这也是他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他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中的“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首先表现为对“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还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演变为情感主导。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汪丁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的许多困扰可依照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维度排列。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所以那时多数中国人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的“为富不仁”和“官商勾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to each his due”意思是“给每一个人应得的”）——在这一观念最原初的意义上。
研究表明，常见的社会网络结构可有三类，分别对应于人类在洞穴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大，熟人之间团聚性很高），在完全互联时代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平均距离很小，熟人之间团聚性很低），和介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所谓“小世界”社会结构。仿真研究表明，最有利于传播合作信誉的，是小世界网络。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汪丁丁发现，文化权力的网络结构，极不健康地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结构趋同，表现为强烈的科层化倾向。
而一个社会，如果各种权力网络都以科层化的方式扩展，就会表现出强烈的官僚化倾向，最高层次的企业之间形成寡头垄断，很容易长期维持资源和利润的幂律分布，将严重抑制企业家才能。
因此，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所以，中国的转型，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