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他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近来成了汉语传媒的宠儿。《上海书评》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先生为此书写了书评，是汉语世界中少见的重量级书评。事实上，在西方思想界，这本书早已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多名主流经济学家在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媒体在内的主流媒体上，都发表了关于此书的书评。这里聊举数例，以见全豹。
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出身于经济学世家，叔父和舅父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及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如此亦官亦学的显赫人物，也放下他出了名的傲慢架子，在Democracy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不平等的难题》（The Inequality Puzzle）的书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萨默斯承认，皮克迪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并不像皮克迪那样，“抱有宿命论的观点”。大致来说，萨默斯认为，皮克迪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中指出的收入和财富正在流向1%的富人这一现象或许属实，但若说这“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铁律”则未必然。这种情况更多地与特定的政策选择有关，如劳工谈判权的减弱、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金融部门的监管不足、企业管理的失败以及缺少累进税制。这些问题都是政策选择造成的，也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社会改革来加以逆转和控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对这些问题，皮克迪所持的观点，恰恰是宿命论的。既然是“铁律”，就意味着一切几乎都无法改变。
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纽约时报》开有专栏，妙笔生花，虽然他的左倾观点常令保守派恨得牙痒痒，无奈文笔太好，看不惯他观点的人，也禁不住称赞他的文笔。皮克迪的书一出版，克鲁·格曼立刻引他为同道，连发三篇文章加以评论：《皮克迪的新书吓坏了谁》《美国走向拼爹时代》以及《富人适用高税率符合美国传统》——单从文章篇名，就可见出克鲁格曼观点之确凿、文笔之犀利。书评对皮克迪的书评价极高，频频为各方引用的那句“《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可能是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是克鲁格曼在书评中说的。在第一篇书评中，克鲁格曼讽刺了保守派，他说，保守派对皮克迪的书的评论全是贴标签，“具体而言就是宣称皮克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篇书评中，克鲁格曼说皮克迪的书“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靠出身而非才能和努力决定经济地位，可不就是拼爹？克鲁格曼还顺手黑了一把共和党和小布什，他说小布什“竭尽所能地为最富的一群人减税”，“我们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看来已经是在一心捍卫寡头统治集团的利益了”，“如今的大共和党更关心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家庭的利益，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拼命做出与之相反的虚伪姿态”。在第三篇文章中，克鲁格曼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0年发表的著名演讲，罗斯福提醒大家注意，如果对不公正地获取财富不加以限制，就会“催生一个由超级富豪和经济力量强大的人士组成的少数阶层，这群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他还呼吁对富人征收累进遗产税。文章末尾，克鲁格曼说，“我们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袭的财富贵族群体，但是如果不作出改变，再过几十年，我们就会成为那样的社会”。最后，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会成为这一代的泰迪·罗斯福？”泰迪，是罗斯福的昵称。
何帆先生在书评中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就说，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而在此之前，曼昆就曾针对皮克迪所着力论述的经济不平等写过文章，光题目就够弹眼落睛了：《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发表于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中译见《比较》2013年第6期]。文章的主要论敌是斯蒂格利茨，也引用了皮克迪。曼昆说，损害效率的寻租行为确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之一，正确的政策措施则是将其斩草除根，但把目前的情况简单地描述为“不平等扩大”，至少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容易产生误导。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有可能使分配结果更为平等，但不能解决更基本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可以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但这种办法犹如“漏桶”，某些资源会在转移过程中被消耗掉。关于左翼，曼昆认为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值得怀疑。如果现有的税收体制是累退性质的，如果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远远超越他们的经济贡献，如果富人享受的政府服务多于他们缴纳的税收，那么提高最高税率的建议的确会极具说服力。只是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说法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