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he Economy Works：Confidence，Crashes，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如果直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杰出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罗杰·E.A.法默（Roger E.A.Farmer）这本著作的书名应为《经济如何运行：信心、崩溃和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内出版方却巧妙地译成《经济：向左还是向右》，让其披上亦真亦幻的“标题党”面纱，散发出迷人的哲学味道，好在这并不影响其思想的时代光芒和现实意义。
本书几乎集合了法默关于如何走出始自2008年并延续至今的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解决高失业率问题并从此避免经济衰退，结合哈耶克古典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所有新想法和新思考。法默要证明的是，放弃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非此即彼，才能拯救世界。对于经济“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都作了理性的批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向来一直强调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尽管收入的波动是决定消费的因素之一，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们会意识到收入波动往往是暂时的。譬如，当支撑一个家庭的人在转换工作的过程中，收入连续下降了6个月，这个家庭往往会抵押积累下来的资产借入资金来维持消费水平。但当一个人多年来一直失业，作为应急资金的财富则会很快消耗殆尽。
生前曾声名显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直接影响了现今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和决策者对凯恩斯思想的理解方式，但他所提出的调和凯恩斯主义思想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漏掉了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高失业会永久持续。
基于此，法默一再强调，正是总财富的持续下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水平，也正是财富的持续下跌带来了威胁，使得2008年的崩盘转化为一个非常痛苦的大事件。因为强调了收入作为消费决定因素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被引导着相信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作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政府大举借债，将使得我们的子孙无辜背上巨额还债的负担。
古典经济学的错误也不少。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现代版本，是“根本面的情况”在驱动着经济，其中包括偏好、技术和禀赋。按照法默的观察和研究，既然政府的管制能影响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能力，那么管制的变化、税收的变化，或者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也能影响“根本面的情况”，并通过该渠道影响就业人数的变化。但古典经济学却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理由来解释金融危机或者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长期萧条。他断言，有两个原因说明古典经济学观点是有错误的。其一，忽视了信心是驱动经济繁荣或导致经济萧条的独立因素；其二，将经济视作一个自我矫正的机制，以为凭市场力量就会恢复充分就业。
众所周知，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并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默的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他看来，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非是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采用财政政策，那就应该是以对每个国内居民转移支付的形式，而不是以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如果让经济体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是唯一的考虑，那么行动起来最快的途径就是给每个美国居民发放一张2700美元支票。如果政府担心收入分配问题，那这张支票可计入应纳税的收入金额中，这样高收入群体将以所得税的形式返还一些金额。
为此，法默提出新政策建议是：扩展现行中央银行利率控制政策。这个建议建立在一个新的、结合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中最好的特性的理论上。作者认为，应该使用理性预期革命卓有成效的新分析方法来模型化凯恩斯主义的见解。
由此，本书还抛出了一个值得人们反复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都非常强调“私人企业”、“家庭”与“国内居民”这些并不起眼的普通关键词？
笔者以为，个中原因有二：其一，乘数理论使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构建的乘数理论，把GDP的增长额与公共支出增加额的比率称为乘数。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公共支出每增加1%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其二，信心的建构。摆脱经济衰退，当然应该通过降低过高的失业率进而提振内需，从而重建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而任何给定刺激计划的成功都将取决于私有部门的信心。从最近央行接连宣布降息来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尚未完全实现预期的提振内需的目的，依据法默的解释，这是因为4万亿创造的总需求的增长没能被转化为足够的工作岗位从而建立起私有部门的信心。
法默一再强调：不是所有总需求的增长都会被转化为工作岗位的增加，而任何给定的刺激计划的成功都将取决于建立私有部门的信心，就像它在增加总需求方面所做的那样。如此看来，刺激计划应该侧重于私有部门，而在中国实际发生的却是，刺激计划基本集中于国有企业，私企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融资，从民间融资很容易触及非法集资的“红线”，而产品扩大内销也几乎不可能实现，私企生存既不易，失业工人必然大幅增加。
围绕如何解决失业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分裂为两个阵营：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应扩大财政刺激，以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上的政府支出为目标；罗伯特·蒙代尔、迈仑·斯科尔斯和莱茵哈德·泽尔腾则认为应该采取“严厉措施”来控制债务水平。两种说辞令公众无所适从。
法默认为，减少失业更好的办法是新一轮扩大的量化宽松。英国已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而且有人提出应该购买风险资产（比如公司债券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束”）而不是长期政府证券，这令法默倍感欣慰。因为这样的主张与他过去几年来所呼吁采取的措施不谋而合。“信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能够也应该通过直接干预资产市场来管理信心。指引我们前进的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和失灵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