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是否坚定施行政府信息公开这一评判标准，奥巴马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总统，至少《大数据》的作者这么认为。
《大数据》的主线是美国政府如何推进信息公开，而借助的工具正是“大数据”。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签署的首份总统备忘案就是《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第二份总统备忘案是《信息自由法》。我们真希望中国政府也有同等的信念，奥巴马说：“为了引领一个开放政府的新时代，面对信息，政府机关的第一反应必须是公开。所有政府机关都应该利用最新的技术来推进信息公开，这种公开，应该是及时的。”
涂子沛所著的《大数据》，取名为《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简史》或更贴切一些，也不由让我们想到，借助“大数据”相关技术、原理，中国改革再出发或真能更深入、更透彻。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涂子沛认为美国不但至上而下参与到“大数据”时代的框架构建中，那中国政府没有理由不仿效。
公司层面：培育数据科学家
大数据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今天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我们正在迈进普适计算的时代，所有的机械或点子设备都可以留下数据痕迹。这些设备和使用它的人，通过互联网互相交流，又形成了另一个庞大的数据源。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大数据。软件的构成主要由程序（也可称代码）和数据（或称数据库）组成，程序和数据的关系就好像发动机和燃料，所有的程序都是靠数据驱动的；数据之于程序，好比血液之于人体，一旦血液停止流动，人就失去了生命，代码也将停止运行。
“大数据”之就“大”，不仅仅在于其“容量之大”，还在于，人类可以“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在大量增加，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
公司层面，数据正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未来可能将被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国市值最大的三大互联网公司，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这三家公司也是数据资产的最多拥有者，腾讯拥有最大的网络通讯数据，阿里巴巴拥有最大的网络交易数据，而百度则拥有最大的搜索数据资产。
任何一个组织，要抓住大数据的机遇，就必须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比如要有收集并开发特定的工具，需要有选定分析软件，用它来挖掘数据的意义。但可能最重要的是，任何组织都需要人才来分析大数据。这些人被称为“数据科学家”，他们集黑客和定量分析员的优势和特长于一身。
哈佛大学商学院访问教授、知名咨询师托马斯·H·达文波特在《大数据》序言中介绍，不少公司都意识到了“大数据”时代难得的机遇，现在已经采取了行动。例如，通用电气将投资15亿美元在旧金山湾区建立一个全球软件和分析中心，作为其全球研发机构的一部分。这个中心拟雇用至少400名数据科学家，现在已经有180名各就其位了。
国家层面：及早动手，重金部署
商业领域如何利用大数据，《大数据》一书其实着墨并不多，相关内容不及全书的1/10。《大数据》其实是一部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简史。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之路是全书的主体，不过，阅读中又总会被带到中国当下现实的反思中。《大数据》通过讲述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以别开生面的经典案例，如奥巴马建设“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的雄心、公共财政透明的曲折、全民医改法案的波澜、统一身份证的百年纠结等等，为我们论述了数据创新给公民、政府、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项业务，每一个新的立法、新的计划，都会有一个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与之对应，我们很容易便畅想着，在这种种挑战也将会在中国某一天上演。
如何做到政府信息透明，《大数据》提供了全面、可读、耐读的参照样本。
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需要及早动手，重金部署。当然，不以信息公开为最终目的，大数据战略也将是空中楼阁。庞大的数据资产，是需要经费支持的。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IT预算是180亿美元，十多年来不断地上升，2010年，已经高达784亿美元。由于连年巨额的投资，美国政府已经声称，他们是全世界范围之内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者。
2012年3月，为了进一步推进其“大数据”战略，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霍尔德伦代表国防部、能源部等6个联邦政府部门宣布，将投入2亿美元立即启动“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以推动大数据的提取、存储、分析、共享和可视化。霍尔德伦在讲话中提及：像美国历史上对超级计算和互联网的投资一样，这个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将对美国的创新、科研、教育和国防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国外媒体预测2013年将是世界的大数据元年。这场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将对企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与挑战，这一点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