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思维与慢思维》（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以及已去世的合作者埃姆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因指出人类经常做出“不理性的”决策而备受尊重。在书中的结尾处，卡尼曼遗憾地表示，人类系统性地成为各种心理性失误的受害者，而“不理性”这一术语用来描述这一现象未免过于言重了。读者们或许反而认为恰到好处。卡尼曼先生是以色列-美国裔的心理学家，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全面指出了人类常犯的由偏见、知觉捷径以及认知错觉带来的各种错误。由此，他清晰地指出，经济学人——许多经济学家偏好的将人类行为进行合理化假设的模型——这一假设，就跟独角兽传说一样虚幻。
一些发现是相当奇特的。实验的被试被要求联想到钱，也许是通过看一些钞票的图片，结果他们的行为就变得更加自私。所以如果有人在旁边掉落了一只铅笔，这些人将比那些没有事先联想到钱的被试，更不愿意帮人捡起笔来。甚至间接让人联想起老年人这一概念，人们走路都会变得更慢——尽管他们后来报告，在脑海中并不认为自己变老了。卡尼曼先生还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被试被要求想象他们已经获得了50英镑，然后告诉他们可以“保留”其中的20英镑，或者必须“失去”其中的30英镑——虽然最终的结果都是相同的（获得20英镑），但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变得很不一样。卡尼曼还表示，比起说一种疾病的“死亡率为24.14%”，说这种疾病“每一万个人就会死1286个”更令人感到可怕，尽管前一种说法的死亡率比后一种要高一倍。生动形象的说法，常常要胜于数学运算的结果。
这些实验结果让人觉得，我们的大脑似乎没有理性模型那么完美，反而更像是一个轻浮的青少年：好斗、容易分心、自我意识淡薄。然而，这本书并不是绝望之下的建议指南。这本书不甚文艺的书名，实际上是指卡尼曼先生的双重认知模型：“一号系统”是快速的直觉思维，是前面描述的（以及其他更多的）思维错误的根源。比较之下，“二号系统”则是慢速的、审慎的思维，不易犯错。当我们面对特别复杂的问题时，二号系统便得以启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易于将控制权交给冲动的一号系统。（读者也许会联想到弗洛伊德的“自我”和“本我”，尽管卡尼曼先生并未提及这位充满智慧的前人。）
那么，一号系统究竟有什么好的？实际上，好处多多。在这个需要经常做出迅速判断和快速决策的世界里（“抵抗还是逃跑？”），只依靠慢速审慎思维的生物肯定活不长。另外，一号系统的运转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卡尼曼先生表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判断跟行动都是合适的。”他鼓励读者能够尽量避免一号系统思维带来的错误，例如“损失厌恶”，这个错误使得人们不愿意进行对自己有利的赌博（如相等几率下赢200块钱或输100块钱）。同时，他还建议读者在评价投资组合的绩效时，每次间隔应至少为一个季度，以避免股票价格短期的波动所带来不必要的焦虑。
卡尼曼先生并没有详细讨论这些认知偏见可能的进化来源，也未将过多精力放在探究为何有些人似乎自然地比其他人更能避免这些错误。然而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仍不失深刻见地。自从哥白尼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移开，达尔文让人类认清了自己的生物始祖，卡尼曼先生指出我们并非像自己假设的那样完美。卡尼曼先生被誉为行为经济学之父（与特沃斯基齐名），他的工作已经影响了一系列学科，也促成了许多政策的产生。但他的这些发现，其影响力才刚刚开始体现。当卡尼曼先生以决定性的证据向这些可怜的被试告知他们的错误时，所换来的不是改过自新的承诺，而是迷惑不解的沉默，接着便忙自己的事去了。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挑出错误来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