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经济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面对各类经济问题，从收入低下到儿童教育无法保障，从女婴死亡率高到老人的退休养老无法得到保障，总体而言只有两类经济手段。其一是再分配，其二是发展经济。前者将经济大饼重新划分，后者则是将饼做大。长期而言，后者是更为根本的经济手段。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目标。
发展经济学曾是经济学中最热门的一个领域。上个世纪中叶，以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罗斯托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多种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寄托了极大希望。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只要遵循规律，搞对资源配置，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快速发展，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最终形成全球共同富裕的喜人局面。
这种乐观态度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大能看到。因为那些发展经济学家预测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趋近的局面并未出现。与之相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没能跟上发展的脚步，反倒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衰败，人民生活水平沦落到更为悲惨的境地。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比我们原先的预想要复杂得多。
此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就逐渐分离开来。就理论而言，一批宏观经济学家用“增长理论”取代了“发展经济学”。巴罗等人尤其关注技术进步导致的“内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就是新思想的创造，不同于一般的资本的生产和投入。因为新思想应用于生产没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为任意数量的生产者所采用。这一特征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取得需要某种垄断力量，变成一种典型的不完全竞争。这些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可惜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验证。
再看在实践方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从未停止。这些国际组织在几十年里向很多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借贷，并派遣各类专家到那些地方，试图帮助解决各类基本问题。在这几十年里，在所有这些援助项目里，当然不是一无所成，但总体来看，不得不承认联合国的援助收效甚微。
许多有着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都对联合国的援助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最近几年先后出版的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著作。第一本是哥伦比亚教授萨克斯的《贫困的终结》。他有着丰富的反贫困经验，早年就以提出“休克疗法”而一举成名，后来又担任了多项联合国援助计划的组织者，还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
萨克斯并不讳言在援助实践中的许多失败教训。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只要发达国家真正地投入，发展中国家积极配合调整制度，经济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极大地发展。贫困就像一种疾病，经济学家应该开出药方，将其治好。他具体开出的方子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援助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就可能彻底摆脱贫困问题。
另一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伊斯特利对于萨克斯的积极乐观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萨克斯《贫困的终结》出版之后，伊斯特利终于按捺不住，写了一本《白人的负担》用于反驳萨克斯的观点。伊斯特利指出，上世纪中叶以降，联合国各种机构组织已经为发展中国家投入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援助，不可谓不多。可是这些国家中，大多数依旧在贫困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即便出现增长，也大多是昙花一现，不可持续。我们过去的援助政策必定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如果没有意识这一点，像萨克斯所主张的那样，只是在援助方向上做一点调整，难免不使得未来的援助依旧打水漂。
伊斯特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援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负责援助的联合国官员、专家，根本不了解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当地人民的真正需求。且不说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即使把大笔的启动资金交付到贫苦农民的手里，焉知他们不会转身就去买酒。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可在极端、扭曲的制度环境里，拿到钱就去买酒恐怕才是最最理性的。
在这个基本语境下，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女教授杜弗洛与贝纳基合著的《贫困经济学》出版，一下子就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们这本新书在萨克斯和伊斯特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同时，他们还引入了最时髦的分析工具，田野的实验经济学。他们近年的研究，不仅重新融合了经济发展中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复兴了发展经济学，还为新兴的实验经济学寻找到大展身手的空间。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
杜弗洛是法裔美国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和社会活动两方面都极为活跃，去年更是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这在女性中尤为难得。克拉克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者，而绝大多数克拉克奖得主，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不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看《贫困经济学》的意义。杜弗洛在一次上课中激情讲道，“田野的实验经济学是过去十年经济学领域最重大的进展”，这种研究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严格来说，实验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特别新兴的学问，弗农·史密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了用实验来检验基本经济学假设的想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诺贝尔奖在2002年颁发给了两位实验经济学家，正式肯定了实验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
可是过去的实验，基本上都是“实验室实验”，即将受试者邀入实验室，在电脑屏幕前也好，在教室里面对面也好，根据主持人设计的实验进行互动和选择。很多经典实验固然揭示出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不合理的前提假设，却也因其脱离实际而遭受批评。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世界”中的学位，我们身边每天都在进行中不可计数的真实“实验”，还需要什么抽空环境与制度因素的实验室实验？
“田野的实验经济学”很好地回击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田野的实验经济学，并不只是单纯将实验室内的实验搬到田野背景里，更多是利用天然或者人为的实验设计，真实地检验人的行为表现，并与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相互参照。它把经济学家拉到田野现场，好让书斋经济学家实际地了解人们的想法。
对于田野的实验经济学，很多大规模社会影响的机会可遇不可求。比如说，中国在70年代末期施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正是一场巨大的政策实验，产生很多未曾预料的后果。很多实验经济学家以此为背景，已经做了不少实验研究。又比如，泰国前些年爆发的红衫军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泰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又有一些经济学家赶到泰国，以此为背景开展实验。但总的来说，这些观察实验的机会很难得，即使发生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难以把握。
可杜弗洛认为，我们至少还能主导一些小规模的实验，而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比如说，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非洲某地的教育问题，发觉怎么建学校，怎么招老师，怎么激励和引导都归于无效。最终，另一些田野实验经济学家发现，问题在于当地疟疾横向，绝大多数孩子因为疟疾而无法上学。因此试着在当地发送价格低廉的防疟疾的药片，很快降低当地的发病率，入学率也随之上升。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人研究过联合国对于印度山区的教育援助。当地经济落后，很多学校只有一个老师，负责教数十个学生的所有功课。如果老师不来上课，那么学生一天就一无所获。为了督促老师提高出勤率，田野实验经济学家们设计了许多种不同的激励机制。最终，他们意外地发现，最有效的监督手段竟然是发给老师一个照相机，要求他/她每天在校门口拍下自己的照片。只要这样，老师就几乎每天都会来学校，拍完照后自然地带学生读书了。
所以杜弗洛既不完全站在伊斯特利一边，也不完全站在萨克斯一边。她有多年在印度及非洲的田野经验，却不像萨克斯那样敢于放出豪言。在杜弗洛看来，田野的实验经济学就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一点点修正过去经济理论的盲目之处，逐渐提高援助的效率。
贫困，尤其是全世界仍然大规模存在的极端贫困，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问题。经济学家远没有能力宣告“贫困的终结”，但是在田野的实验经济学等手段的帮助下，经济学家确实有希望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内缓解贫困，这就是我们应坚定不移推进下去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