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学派与凯恩斯主义

　　供应经济学的出台和辉煌，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分不开。
　　西方经济学史上发生过两次与美国紧密相关的学说崛起。一次是1929年大萧条，富兰克林·罗斯福采用了以凯恩斯学派理论为基础的“新政”，带领美国走出经济低谷，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第二次是共和党总统里根的上台，带来了以供应经济学派理念为宗旨的“新经济政策”，后被称为“里根经济学”，这造就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持续繁荣。
　　两次经济学理论振兴浪潮之后，凯恩斯经济学在美国重新被采纳，这一现象在战后各国普遍存在。而供应经济学派则不复被人提起。供应学派的式微，使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没有被大量引进国内。保罗·克雷·罗伯茨的《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是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供应学派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著作。作者曾参与提出作为供应经济学派发轫的“肯普-罗斯法案”，他当时担任里根政府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部长，参与了里根第一任期内的经济政策策划和制定过程。
　　供应经济学派似乎从出生就带有一点戏谑色彩。人们记住的是那位在餐巾纸上画曲线的经济学家拉弗，以及演员出身的绅士味十足的美国总统。其实，“供应学派”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毋庸讳言，供应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并未形成像凯恩斯经济学那样的独立体系，而且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在主张上与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并不完全相同。一个典型的误会是拉弗曲线与供应学派减税政策的混淆。拉弗曲线所指的是平均税率，而供应学派的减税政策所指的是边际税率，实际上拉弗曲线本身具有使用上的限制，比如完全竞争市场体系和封闭经济环境。
　　40年前美国那次经济危机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示出叱咤风云40年的凯恩斯主义不再灵验。此时，供应经济学派提出解决“滞胀”的药方，是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转向重视供给、储蓄、投资和生产。该学派也因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而得名。
　　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凯恩斯提出的以“需求拉动增长”和供应学派提出的“以供给创造需求”，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着力方向，但在实践中却都少不了政府的干预。它们的分野只在“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供给学派并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是反对过多干预。它认为美国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关于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政府干预已经膨胀到了损害经济的程度。
　　供应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实行国家干预，不同的是，前者主张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而后者主张通过补偿性财政实行“需求管理”。这不妨看做是一个被动的，侧重经济机体内生的经济管理，另一个则更为主动、侧重通过外力推动来发展经济。
　　供应学派对政府开支、经济管制，特别是对税收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有独到的理论分析和政策见解。这是一个基于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税收政策，在经济学说史上并不多见。它给我们带来的洞见有三个方面：其一，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储蓄、消费和投资；其二，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会造成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排挤，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得多。例如以拯救就业为目的的公共部门的扩张，由于扩张所需的费用需要通过增税、借债或印制货币获得，都是从生产部门的产品得来，从而造成对生产部门的挤占，看似要增加就业，实际上只会带来就业量的进一步萎缩；其三，应追求低通胀的增长，货币供应量既不能多，也不能过分紧缩。
　　供应经济学派认为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对经济扩张有巨大作用，可能暂时造成税收下降，相对于经济扩张来说，幅度要小得多。长期来看，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增加导致税基扩大，税收收入仍会上升。
　　对于中国来说，降低税率的益处不止于此，还将产生对消费、企业投资的刺激，提升企业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当然，供应学派的药方也并不能做到立即见效，我们可以看到里根时代，生产力并没有出现大的提升，这当然与其采取的政策经常反复和妥协有关，但是长期来看，供应学派的对策缓解了凯恩斯主义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保证了里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回归到更良性的发展轨道。■
　　《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美）保罗·克雷·罗伯茨著，杨鲁军等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5月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基金管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