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 [印]南丹·尼勒卡尼著 许效礼 王祥钢译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450页，69.00元
印度的“崛起”究竟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幻象，还是最具意义的挑战？或者两者都不是，印度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只是人口多了一点，其他所有的特征我们都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无需将印度作为一个特例？
在当今国际社会关于若干国家“崛起”的喧嚣中，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其他国家，例如今天随着二十国集团兴起，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被“接纳”入多边结构中，似乎话语权也长了好多，这都是和“崛起”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印度确乎有着一个突出的地位。最近在海南三亚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在峰会结束后其余三个新兴大国的领导人都随胡锦涛主席出席接着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唯独印度总理辛格匆匆赴哈萨克斯坦访问，再次显示出印度的特立独行。
印度到底有何独特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很多著作涌向读者，令人目不暇接。尼勒卡尼的著作《与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顿与崛起》之所以吸引人的目光，恐怕未必是因为这本书回答了关于印度崛起的关键问题，而是因为他是印度当今四大软件公司之一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的创始人。作为一个印度巨富，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士，读者似乎很难将其与任何关于国家的未来这种严肃的甚至哲学性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尽管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类人士假装他们有这个能力。有钱人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想那些也许是很玄虚的问题呢？好奇心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
本书英文原名“想象印度：关于一个国家重生的理念”，说明作者对印度有着一个比较中立的国际观，尚没有匆忙地认定印度已经崛起。印度有一个伟大的文明背景，但这一点都帮不了现代印度的形象树立；相反，正如作者正确地指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居然让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国凭藉一家不三不四的公司以卑劣的以夷制夷之法就给征服之进而殖民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伟大的文明”究竟有何用？印度人民的这个痛不是孤立的，当年咱们的钦差大臣也是在和这家公司打交道中败下阵来，被自己的皇帝革职流放了，所幸我们没有给殖民。对这段弱肉强食的历史的解读止步于此似乎也无不可，也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印度新富的爱国主义情怀有什么问题，但作者却蹊径别开。
众所周知，英语是今日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印度法定的官方语言按照国家的规定有十六种之多，至于事实上印度人到底使用多少种语言，恐怕要做人口普查才搞得清。这反映了印度历史上形成的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印度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叙述，因此难以用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来观照这个国家。但无论如何，英国殖民次大陆两百年的历史总是独立后印度的奇耻大辱。既然如此，为何印度要将英语列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呢？按常理推断，人们大概会以语言没有阶级性为据。既然百多年来英国人培养的大批印度精英如尼赫鲁等闹独立的大腕都是在伦敦读的书，所以一定是他们觉得英语已经深入上层社会，是统治精英的语言，将英语列为国家的语言也是很自然的，咱们用不着“把小孩连同脏水一起泼了”。这个逻辑看上去挺对头，但却大错。根据本书作者的观察，英国人被迫从次大陆退出后，在印度讲英语的统治精英看来，英语也属于“脏水”，应该一泼了之，而对此持强烈反对的却是弱势族群，甚至包括贱民群体。也就是说，坚决主张保留英语为国家法定语言的人，最初在印度竟然主要是并不懂英语的群体。这个实在太出乎意料，令我不禁对作者的独具慧眼深感兴趣。
如前所述，印度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最大族群是讲印地语的民族，独立之初大约可占到人口一半之强，因此闹独立的精英也是以该族群的上层人士为主。按他们当时的压倒性看法，英语应该抛弃，因为这是殖民主义的残留，保留英语就是接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这个判断按理也无大错，但问题是英国人既然连同其语言都滚了，那么什么语言应为国家语言呢？精英们很自然选择了印地语，而这却不是其他族群的语言。而且这个提议一经提出，非印地语族群的第一感受并不是欢庆殖民者滚蛋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是将此视为印地语族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奴役”他们的重要指证，因此立即强力反对，并几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不仅是泰米尔人、孟加拉人、泰卢固人等群体做如是想，连贱民群体也不接受印地语族，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可能也只会讲印地语，因为他们觉得把印地语列为国家主要语言的“险恶目的是继续维持婆罗门统治的种姓制度”，所以他们尽管不懂英语，但至少懂得用英语来抗衡印地语对他们未来的“解放”比较有利。
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发生的事情就都较易理解了，至于今日印度人人都争相学习英语是否可被解读为这段历史的正面延续，则又另当别论。而贱民阶层时至今日仍然是最不会讲英语的群体，则反映了政治解放仍然代替不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其他重要领域的解放的事实。几年前有印度教授跟笔者谈过他的忧虑：由于印度政府规定高等院校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低种姓和贱民阶层学生，他们中大部分不懂英语，这使一些大学课程只好放弃以英语授课。当时笔者表达了一个颇激烈的 “民族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平等之重要远甚于印度学生是否能以伦敦人的腔调讲话。看了本书后，笔者突然觉得自己虽也研究一些印度问题，其实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仍然还是欠理解的。
从上述叙述，也许可以得出世界为什么需要“想象”印度，因为我们通常对像印度这么个大国，往往太易于从其表征来谈一些自以为深刻的见解。如西方记者当年在中国问题上常常自嘲的那样，去中国访问两周，可以写一本“颇为深刻”的著作，访问两年就什么都不敢写了。在印度问题上，它的那些崛起的表征很有点五光十色。印度人自称的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又似乎在以一种教训的口吻诉说着什么委屈，好像最大的民主国家居然不是最强的民主国家，甚至连次强再次强都完全轮不上，乃至连非民主国家都比不上，这实在让印度精英觉得有一口气难以咽下。对所有这些表征，印度人自诩的、外界施加其上的，恐怕都需要运用想象的工具予以辨析，这大概是作者将其书名定为“想象印度”的一个理由吧。
而关于印度最重大的“想象”，以笔者看来，恐怕是印度的民主。
对世界来说，重要的不一定是印度的GDP到底能否赶上中国（目前大约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因为这两个新兴大国都在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警醒西方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则印度的制度究竟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确实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各种观点也是层出不穷。中国人因为自身的制度很不同于印度，而且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亦远胜于印度，所以对这个问题有蛮自信的看法，私下里嘀咕，印度就算是民主，也是很不堪的民主，否则何以解释现实。
本书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体现了有观察力的新角度。在走访了一些杰出的印度哲学家和社会学者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印度的民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因此印度发展缓慢和文盲率高以及一系列有印度特色的社会病症都是制度的失败，但却不是民主的失败。因为印度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推向所致，是印度精英自主做出的一个选择。印度在独立后决定采纳英国式的民主制度，却没有取得同样的制度在西方取得的进步，说明这个选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作者总结了其他学者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次序问题：在所有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民主国家，都是先资本主义后民主的，无一例外，唯独印度是先民主后资本主义，这个颠倒的次序害苦了印度。
在作者看来，印度独立之初，一代统治精英决定采纳代议制制度，说明他们对印度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分裂国家有着政治上的清醒认识，即把这个国家捏在一起的黏合剂，必须是政治上开放的世俗民主制度才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后来的历史发展以及其他南亚国家的反面经验，证明这个决断是正确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今日印度的国家身份问题应当说已经得到解决，任何政治势力不通过选举就不可能获得治理国家的合法性，这是保证印度国家存在的根本。
但印度早期精英在经济问题上却没有同样的智慧。按作者的说法，当年尼赫鲁建立的印度经济制度是按其设想的印度式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以“仇恨资本主义”为特点的经济运行制度，充斥着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大规模实施的许可证制度完全剥夺了企业创业的能力，因为这个特点，印度大量借鉴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一个半神话半强制的虚幻体制。为了打破这个体制，印度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这场斗争还在进行。作者的这个看法很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配合的理论，只不过在印度是反过来了。印度先创造了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然后又建立了一个并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经济体系，不但是不需要，而且是倒过来严重影响了计划经济的运行，用作者的话来说，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这必然是失败的制度，其结果是既没有经济效能也没有民主，但这却不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的失败，而是印度在次序问题上颠倒了，走了弯路。民主制度在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次序对头了：早在西方所有国家都处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大规模萌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在理论上为自由经济和贸易奠定了基础。印度精英没有认识到这点，所以在正确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时把更重要的精华给扔掉了，虽然这还不至于是“泼了小孩留了脏水”，但对印度随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作者的观点能否解释印度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恐怕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作者的看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政治转型进程却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长期以来，关于印度民主制度的争论往往过度集中于跟中国做无谓的比较，西方学界也偏好从价值的绝对尺度来评判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所谓“制度之争”，而去过印度的中国普通民众往往以嘲笑印度的民主为乐事，称印度破败的城市和基础设施（这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分析探讨）是关于印度民主制度成功与否的最好解读之类。这类见解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不愿意去“想象”印度，这也是作者以一个巨富的身份，竟然不惜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希图达到的一个愿望：印度是一个有着大量历史积累的文明古国，其兴起还是衰败，都是十分复杂的现象，需要沉下心来做详细的调研，才能有发言权。虽然作为一个印度公民，作者不可避免对自己的国家更有偏爱，在论述某些现象时也可能过于溢美，如在讨论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时以笔者看来就过于乐观，但这反映了印度国民对当今世界的期盼，是完全正常的。而透过这些，中国的读者仍然能够从中得到启示，例如语言和民族问题的关系，甚或也可反思我们文宣部门最近所做的一切中国大陆出版物不得出现英语词语的规定，有关部门如此排斥其他语言和我们社会今天兴起的英语热形成的对照并不见得有利于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又或者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次序问题，印度的案例难道不是也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些启示吗？也许中国的实践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给出有力的回答。■
延伸阅读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英]爱德华·卢斯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