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历史以来，社会共同体一直就伴随着人类。远古的部落、现代的国家、政党、企业都是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商贩群体，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五百年来，流变不居。其形成和流变，可能蕴含着我们不知道的有关共同体的故事。罗朗斯·丰丹的《欧洲商贩史》一书，恰好就对商贩这个特殊群体做了全面的和细致的梳理。
法国历史学，一直以来就有个突出的特点，不是寻找传奇，也不构建意识形态，而是擅长做群体和事件分析。这一点，在年鉴学派，尤为明显。罗朗斯·丰丹对这种史学手段，显然非常熟悉。因为掌握大量资料与档案、族谱，看她使用，都是信手拈来。
丰丹将整个商贩群体作为一个共同体进行了叙述，并认为，其主要特点，就是流动。既然是流动的，那还是不是一个共同体，这就有疑问了。如果不是吉卜赛这种以流动为生活方式的民族，很难将流动群体作为共同体来考察。典型如中国古代的流民，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一直很难界定，除了农民起义时能被注意以外，长期被忽视，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流民一直是长期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行商坐贾的说法，但终究商人是要“行”的，所以商人无论如何是流动的。正如近年来电视剧一再强调的晋商“走西口”等等，都说明了商人在传统社会中，流动性是非常大的。但在商人流动性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也看出了另外一种趋向，也就是商人家族化，进而组织化。组织化的商人集团，就有些共同体的味道了。好比我们现在很了解的温州商人群体，都不是小商小贩的单干，而是有集体规则与行动的共同体。
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商人，我们再来看看丰丹讲的欧洲商人。
商贩，在欧洲历史上，有很大的特殊性。这一点，与古代西欧的行商制度密切相关。商人是有行会组织和正式的城市身份，属于一个被古代西欧政治组织所承认的群体，所谓的第三等级（Middle Class）。通过行会组织，商人有效地形成了自我共同体。
按照行会法规，商人的活动，从开店时间到从事行业，都有严格的限定。大型的商贸活动都有严格的限制，中古时代跨区域的集市非常之少，像香槟集市这样的大型经贸会更是凤毛麟角。
丰丹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家族”。长期以来中西方历史比较，在东西方社会组织形式上一直有争议。传统认为古代中国以家族血亲为组织方式，而西方则是宗教和社团组织，故而东西方文明本质不同。但是事实上，历史研究不断告诉我们西方并没有那么“不近人情”。丰丹的商贩研究就是典型，商贩通过婚姻、继承等各种关系不断地弥散到各区域，各个社会次生体系，而彼此认同。
故而《欧洲商贩史》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欧洲商贩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有意义，对于中西文明的所谓差异问题也能有所帮助。
不过丰丹的这本书意义并不仅在于此。商人群体是如何走出中古，跨入现代公司制度的？这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传统史学都以为是工业兴起的结果，但是丰丹却给出了另一种可能。丰丹认为，商贩群体很早就在竞争中形成了网络化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搭建了社会网络，逐步掌握了跨区域贸易。而现代的商业社会，正源于这种陌生人构筑的网络社会。
书读完，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的败落，是为什么，是简简单单的竞争不行？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不是一部《欧洲商贩史》能解决了。
（《欧洲商贩史》，（法）罗朗斯·丰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