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ＧＤＰ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的作者阵容空前强大，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都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学界享有极高声望，且至今对全球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拥有一定影响力，而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身兼巴黎政治学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经济顾问等多项要职。这本书即是三位权威专家领衔下，由来自美、法、英、印等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政策分析报告中，摘选出来的精华部分。
２００８年２月，由法国政府委任，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三人组织多国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名为“经济发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并衡量ＧＤＰ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找出更能确切描述情况所需的额外信息，并努力将这些额外信息整合到一个框架内，试图找出更能全面反映民众福祉和治理成效的指标体系。
尽管ＧＤＰ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如今可以算是一个社会常识，但为何会出现这种偏差、为什么“不等于”、如何改进ＧＤＰ评价体系或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有没有比ＧＤＰ更适合的标准等问题，却一直在公众舆论和学术界中存有普遍争议。如果这些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答，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破除ＧＤＰ崇拜、“唯ＧＤＰ论”。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等人主持的这项专题研究，意义就在于，融合了多个国家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学派的工具和方法，不仅对前述问题作出了一种极富参考价值的解答，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了分析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有助于人们基于不同国别、地区、发展阶段环境开展研究。
《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ＧＤＰ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还体现出对各国政策实践较强的指导性。正如作者在本书“执行摘要”一节中所谈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叠加发生的金融、环境、资源和社会危机，揭示出各国政策指标、衡量和预警系统的局限，人们终于意识到，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表面上辉煌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现是以损害未来增长为代价实现的”。因此，各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都需要一套新的衡量系统，将之重点从“面向生产”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世代幸福，更广泛地衡量社会进步。
书中指出，分析衡量ＧＤＰ的不足之处，首先仍应着眼于经济层面，设法丰富经济活动的衡量系统，对ＧＤＰ现有数据体系、测算标准予以改进，为此在第１章提出了５项建议，包括：着眼于收入和消费而非生产，综合考虑收入、消费和财富，重视家庭角度的统计口径，更加重视收入、消费和财富分配（分布），把收入标准扩大到非市场活动。
在这５项建议中，修正收入、消费和财富分配（分布）的测算衡量方式，尤其重要。如叶檀等财经分析人士近年来频频发出的呼吁，我国在房价收入比等指标上，一直采用单一的“平均数”衡量方式，而拒绝采用联合国人居署和一些发达国家“中位数”的方法，等于“变相粉饰了所有与民生、市场相关的数据”（叶檀语）。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专家在此书中也指出，“平均数”并不能说明可利用的资源如何在人群和家庭之间分配，以及人们如何有效地受益于这些资源；反之，衡量中位数收入（即一半人的收入高于这一收入，一半人的收入低于这一收入）的方法，更能全面揭示出不同层级社会成员的经济情况。
更为科学、准确的ＧＤＰ信息，有助于衡量系统的转向，从生产（效率、效益）转向“生活质量”，为此应增加的统计指标包括：人们的生活评价、享乐体验和优先事务的排序；人们对自身（家庭）健康、教育、个人活动、政治发言权、社会关系、环境条件以及安全状况的衡量，以及基于数据的科学排序；人们对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情况的主观感受；生活质量各类指标间的关系，等等。
在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专家看来，对此领域的衡量和评价，比测算人们的幸福感更加困难，为此提出的建议思路是：第一步，将维持地球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的资源数量、质量以及各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和实物资本）的情况，都转化为指标，分析从社区、城市到国家、大洲、全球各级政治（社会）单位经济财富的消耗合理程度；第二步，将可能导致地球毁灭、人类无法生存的假设危害，按照第一步的分类原则，解析为指标，并细化到各级政治（社会）单位，设定发展极限和警戒线。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专家在《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ＧＤＰ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突破单一的ＧＤＰ束缚、建立新型可持续衡量系统，过程和内容都需要向公众公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公众参与也有助于研究成果和政策实验趋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