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初衷很简单，就是要写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读本、经济学入门指南。”对“研究凯恩斯及其学说最重要的专家”（英国《卫报》语）保罗·戴维森来说，毫无疑问，他最想写的便是凯恩斯，而且也最能写好。
早在《凯恩斯方案》之前，保罗·戴维森就已著作等身，而且多半是研究凯恩斯的。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主编到《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十多部作品，戴维森一直试图将其推崇的凯恩斯主义“游说”成国家能采取的经济政策立场。当年，乔纳森·Ｂ．怀特写了本《拯救亚当·斯密》，全书以小说的形式想像斯密复活，然后以故事情节引出斯密的学术观点和经济思想，如果说，怀特“重塑”斯密的目的在于让斯密的自由主义消除误解、正本清源，那么，保罗·戴维森对于凯恩斯则表现为一个主题：辩护与正名。
凯恩斯，全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人，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２０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的代表作是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的经典意义和智识价值在于，打破了此前资本主义世界人们普遍信仰的教条，即市场是自由放任、不受干预的，并能够自我调节，循环往复，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凯恩斯不这么看，他认为，市场有外部性会失灵，失业存在非自愿性，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
１９２９年，西方国家出现大萧条，这让当时的社会民众终日惶恐、战栗不已。而对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也开始反思：何以自由运转的市场，突然说变就变、毫无征兆地不灵了？难道说，自亚当·斯密以来直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一切都只是“假说”？倘若对此按下不表，可以确信的是，凯恩斯的思想有了“市场”。在亲眼目睹英国数十年失业率超过１０％的窘境，凯恩斯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大力推销其“施政纲领”：政府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增加市场的总需求，以弥补私人部门必然会在一定时候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
不难发现，作为学者的凯恩斯是幸运的，是生而逢时的。假设他早出生几十年，在古典主义盛行而未被质疑的年代，他的“主义”（也是“主意”）是否还能贯穿半个世纪呢？要知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滞胀期”，它被普遍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恶果，至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说保罗·戴维森也是幸运的。他研究了大半辈子凯恩斯，要不是祸起华尔街，金融危机来袭，人们差不多快忽略甚至淡忘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当下，人们重提凯恩斯，各国依据他的“主义”纷纷制定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有效地遏制了危机扩散，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正如《凯恩斯方案》一书的副标题——“通向全球经济复苏与繁荣之路”，戴维森抓住了为他“偶像”凯恩斯辩护的最好时机。
全书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对凯恩斯基本思想的介绍，包括消费支出、货币政策、发展周期、金融市场等；另一个是戴维森运用凯恩斯理论破解当前危机的经济方案。戴维森指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一直致力于说服政治家相信，金融市场只有不受政府管制才能确保这一市场及未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无限繁荣。然而，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清楚地揭示出，解除政府管制将严重破坏国家的经济体系。于是，就像当年凯恩斯建议罗斯福实施新政，成功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如今面对重重危机，人们理所应当重新仰仗凯恩斯的理论指引。
回到“凯恩斯方案”本身上，戴维森的“方案”就是效仿凯恩斯提出的“建立一个类似世界中央银行，拥有管理世界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权利的组织”，筹建“国际货币清算机构”，用来惩罚顺差国家，调整贸易失衡，维持世界贸易秩序，保证世界经济繁荣。不过话说回来，企图把摆脱危机、恢复繁荣的担子全部压到凯恩斯肩上是不现实的，这恰恰也反映出了戴维森作为一个学者、理论学家天真可爱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