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是一连串的事件

　　近30年，批评中国经济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大概只有张五常敢于首先说出这样的话：“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周其仁教授的《中国做对了什么》就试图回答这个“真正的问题”。

　　“对”这个判断，在社会科学中恐怕用得极少。常言道，一切对与错最终都有待历史的检验。

　　如果以1978年作为最近一轮经济改革的始点，那么我们并不应把当下当做终点，邓小平所启动的改革开放还在进行之中。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时间，对于历史研究都太短暂，都不足以作出言之凿凿“对”或者“错”的判断。

　　如果有心人读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论述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著作，一定会发现许多滑稽之处。可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被严肃地阅读和讨论，不少书的出版还冒了重重风险。同理可得，我们目前对于改革开放绩效和内在逻辑的认知，也必定不充分、不完全。

　　如果未来数年经济繁荣，我们对现有阐释模型的信心可能进一步增强；如果未来数年中国经济迎来严重经济危机，当下的理论就很有修正的必要了。

　　但是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经济必须要决策，必须要在有限资源、有限信息、有限时间的约束下作出尽可能“对”的决策，刻不容缓。而且经济政策是一连串事件，既有路径依赖，又有瞬息万变的冲击，决策者要随时做好应对准备。中国做对了什么，怎么做才对，这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

　　目前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有许多种，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很多学者都把30年的改革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为一阶段，后20年为另一阶段，两个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

　　我猜想周教授未必同意这种截为两段的经济解释。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简而言之就是“产权改革”，而且这项事业至今仍未完成。产权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开，短短数年里就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

　　随后，产权改革又在城市和其他非农领域展开。国有企业一直是改革的核心环节，通过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逐步向现代企业过渡和转型。20世纪80年代，计划、物资、投资及金融体制改革协同推进，都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大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出人意料地崛起，表现出极强的竞争能力，也部分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产权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仍然非常明显，然而有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出现，如国际贸易迅速增长，金融市场逐步完善，土地制度意见不一，社会保障的矛盾日益加剧等等，这些都开始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却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甚至比过去增长更快。当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时，中国在历次金融冲击下安然无恙，让其他国家的专家大跌眼镜。许多学者猜想，虽然中国高速增长的表象未变，但内在逻辑恐怕已与过去大有不同，这也是我们目前最应关心的话题。

　　但周教授似乎认为，没有系统修正现有理论的必要。虽然很多现象是全新的，是计划经济时代从未遇到过的，然而内在的逻辑并无二致。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新的模型或者理论工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地调查，找出症结。经济问题的本质往往很简单，产权理论也适用于大多数问题，只是约束条件有所不同。

　　书中提及周教授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了解他的过去经历，我们会对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研究模式加深理解。周教授早年在农村问题上狠下过一番功夫，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对中国“真实世界”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理解。以此为基础，这些年来他已先后介入多个领域的研究。不管电信改革、医疗改革还是最近的货币问题，他都能迅速把握其中的关键，手起刀落，游刃有余。

　　此书后半部分的文章，涉及货币管理、土地改革等热点问题，都是当下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可以看做周教授反复强调的产权理论之具体应用。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和隐患，经济增长是已经实现的成就，隐患则是我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一个是收益，一个是成本，两者都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中国做对了什么，在我看来，不应投机地盯着这些易变事物，而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绝对的、不会动摇的生活价值。

　　《中国做对了什么》，周其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