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与政治》，(法)西尔维·布吕内尔著，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18.00元。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饥荒一直是穷苦民众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即使到了现代，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世界人口增加的同时，世界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看似本应更易避免发生的大规模饥荒，却离我们并不遥远———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造成超过3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埃塞俄比亚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饥荒也各造成20万人与100万人死亡，“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成为中国人无法逃避的恶性集体回忆。
事实上，如今全球范围内能够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假如全球的食物能公平分配，平均每个人每天可以获得2700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每天2000卡路里的人体生理需要。但这种“假如”与“平均”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印度仍有2亿人营养不良，而该国粮食储备却高达3500万吨之多。1992年，索马里的粮仓满满、近在咫尺，但成千上万的民众却因为身份地位等原因无法获取粮食而活活饿死。历史上曾多次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饥荒现象，为何依然存在呢？
在属于巴黎政治学院“公民丛书”之一的小册子《饥荒与政治》里，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法国索邦—巴黎第四大学教授西尔维·布吕内尔博士重申和强调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点：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布吕内尔博士以自己20多年来进行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进一步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与“人为饥荒”。
布吕内尔博士认为，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现象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比营养不良更难战胜。“自然饥荒”其实已不复存在，而“养活百亿人口”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现代饥荒只是人祸的表现。刻意制造的“传统型饥荒”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切断一切获取食物的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但此类行径为允许信息透明和言论自由、保护非政府组织的行动、通过选举方式更换昏庸无能政府的民主型政治制度所不容，因此常常成为“被否饥荒”(如1915—1917年的乌克兰、1943年的孟加拉)。而在信息迅速传播、注重“怜悯效应”、国际公共援助向人道化转型等全球化后果的影响下，“传统型饥荒”已经转化为新型的“功利型饥荒”，或是希望从现有形势中取得利益的“外示饥荒”(如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或是围绕战略目的精心策划的“人为饥荒”(如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以保证威权政府或边缘化政治运动实体扩展势力、控制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布吕内尔博士提醒读者，有的饥荒有可能同时具备上述饥荒模式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好像“人为且被否的饥荒”(如1932—1933年的乌克兰、1958—1961年的中国、1975—1979年的柬埔寨)、“人为和外示的饥荒”(如1968—1970年的尼日利亚)和“人为 、被 否 然 后 又 外 示 的 饥 荒 ”(1983—1985年的埃塞俄比亚、1986—1988年的苏丹)。我们都很熟悉刘少奇的一个著名观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在阅读完布吕内尔博士为我们梳理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的饥荒、身为冷战产物与两大阵营争锋战场的饥荒、冷战后被用做“自由世界”宣传工具的饥荒这一20世纪大饥荒的历史脉络后，我们很有可能会对不断翻新花样的种种“人祸”感到寒心。
近50年来的所有大规模的饥荒并没有伴随着食物产量总体上的下降；只是在某一人群获取食物的权利被剥夺、财产被破坏或被没收时，饥荒才会出现。“谁掌控了食物获得途径，谁就拥有了权力，历来如此。”或者换句话说，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控制了食物，并将其作为社会歧视的工具。要知道，剥夺民众的食物可以一举多得：可以向受灾的民众强行指定掌权者；可以在某一片土地上巩固统治者或争权者的实力地位；可以使自己成为直接救济饥民的援助机构别无选择的对话者，进而确保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发号施令，镇压反抗。可以说，在今日之世界，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不再在传统的“饥饿国家”出现，不再是源于冲突的不幸结果，却成了冲突的前提———饥荒本身就是一种“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的控制策略、对付部分民众的武器、否定若干群体生存权的借口。
森曾有一句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但布吕内尔告诉我们最近15年来愈发明显的一个冷酷事实：“在20世纪末世界普遍民主化的背景下，饥荒现象却已经被广泛地容忍甚至被接受。”实际上，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支持制造饥荒的政权或与之合谋，“只要饥荒制造者们能够老练地利用贫穷和落后，让人相信其民众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正更多地用人道援助代替促进发展的公共援助，而这也并非出于慈善之举和人道主义，却是另有私心：或是为了尽快平息公共舆论对人道灾难的愤怒，或是为了淡化和转移国内矛盾，或是借此平息南方国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激烈诉求，或是在具有战略意义与重要商机的地区打头阵。1992年老布什总统出兵索马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总统大选来临之际显示决心；1999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朝鲜伸出援助之手，也是想通过慷慨之举转移国内民众对政府腐败丑闻的注意力。而某些国家对安哥拉与缅甸“人道灾难”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石油等丰富资源的觊觎。一切的堂而皇之，往往不过只是借口，政治从来都称不上高尚。
本书开篇曾引用了森的话来提出全书试图解开的“谜团”：“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在全书完结之时，布吕内尔秉承着“公民丛书”所抱持的“世界公民”视角，语重心长地给出了自己的“解谜”答案：“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去追问世界能否养活人类，而在于有无此种愿望。”
可以说，饥荒问题实质是权利关系问题和制度安排问题。但为祸的是一群人，遭殃的却总是另一群人。真相总是如此浅显切近，却又让人在遥遥观望中感到无力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