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继承了京都学派扎实的史料研究功底和文献阅读能力。《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一书印证的史料包括琉球王国的《历代宝书》、英国议会对华贸易特别委员会的会议报告等等，作者对史料的寻觅可谓上穷碧霄下黄泉。从史料出发，滨下再次展现了中国朝贡体系之下的东亚贸易体系。
经济史是二十世纪新史学的产物，也是新史学的代表。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叙事手段，经济史历史资料、通过新的手段研究历史真相。一定程度上，经济史跨越多学科、归纳数重史料、探究历史真相的叙事难度，远远高于传统史学的简单讲史。用《中国经济史》作者侯家驹就曾感慨，“少有人以此为真学”。
不过，滨下武志的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史写作再次提供了一个范本。
东亚曾经对话世界
近世东亚，备受殖民冲击，东亚的历史，成为欧洲历史的附庸，这就是“欧洲中心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选题定在“朝贡体系”，难免会使人思考滨下此作，是否专意对抗“欧洲中心论”。
对此，滨下认为，欧洲中心是客观历史形成的结构，否定或者赞美都没有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成为结构性力量最重要一环之前，世界如何？
以“圈子”比喻滨下的研究思路的话，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大圈子，东亚区域是一个小圈子，而中国是另一个小圈子。但是滨下这里，这些结构体系不是“圆环套圆环”，虽然贸易圈有大有小，但是形成的是奥运五环的并列式的结构，各个区域体系都是竞争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谈到的中国朝贡体系，滨下教授指出这种朝贡体系其实是一种经济贸易体系，一种依靠军事实力的儒家礼法制度安排下的贸易体系。“朝贡本身是一种交换”，而这种交换是围绕着固有商品的定价而进行的。而朝贡体系的中心也不一定就是中国，自明中期以后，日本逐步崛起，朝鲜、琉球也都向日本派过朝贡使团。
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之下，是民间贸易热潮。正是郑和下西洋，东南亚地区（南洋），才逐步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才有持续四百余年的“下南洋”热，而许多南亚的朝贡团访华，都是由华人移民带队。
在此，滨下其实已经指出：中国并非闭关锁国，更非隔绝海洋。只是，中国的海洋是有着明确的区域体系，它专指东亚区域，而这一点也类于德川幕府的日本。欧洲的大航海的贸易圈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也借助了东亚的贸易体系。
白银与东亚的衰弱
那么，东亚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为何欧洲从东亚域贸易的参与者变成了主导者呢？滨下并没有像追溯“深刻”的文化或者制度问题，他紧紧抓住了史料线索，这就是白银的流通，最终导出东亚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
与弗兰克从白银的流向推导贸易出超和入超不同，滨下关注的白银资本是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甚至是白银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财政结算体系是以白银结算的，这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白银吸纳能力，而日本的白银和黄铜的生产能力，使得日本可以在东亚区域体系内独立于中国，而欧洲的殖民贸易体系使得它能借助美洲的白银参与亚洲的贸易。
传统谈论欧洲和中国以及东亚贸易，都不同程度的强调鸦片贸易和殖民战争对东亚经济体系的破坏，特别是黄爵滋等道光朝大臣奏折中所提到的中国白银外流数字经常被引用佐证。但是滨下武志并不满意这种解释，他通过查阅大量的中印、中美以及中英的贸易档案材料，指出鸦片贸易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东亚区域贸易最终被纳入欧洲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更多是因为英国强大的金融体系。白银在全世界贸易交易中的汇兑决定了中国外贸的白银汇兑，而非是相反，而这一交易汇兑的中心在伦敦，伦敦汇票汇通天下。正是这种能力使得英国最终主导了东亚的区域贸易。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人闻金融色变。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口30年，我们的整个贸易支付体系依旧是美国金融体系之下的子领域，这一点其实与300年前无异。彭信威先生曾言以货币体系论断中国古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黄仁宇通过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也发现中国有财税体系却无相关的经理制度。滨下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中国有外贸体系，但是并没有相关的结算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高中历史课本中都知道《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而不知道为什么采用这种货币形式。这一被我们忽略的微观历史事实背后，藏着深远广阔的国际权力易手，岂不让人唏嘘？！□书评人 李半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