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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不确定性与创造

  要读懂塔勒布最近的两部畅销书,《随机致富的傻瓜》和《黑天鹅》,稍许知道一些演化理论,是必要的,但不充分。

  先说为什么“不充分”。这位作者在华尔街做证券交易,但他的交易方式与众不同,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就是经常损失小额金钱,为了要从无法预测的灾难获取巨额金钱——例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1年的“911”、以及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这一策略成功了若干次,获利丰厚,让他能够每日坐在咖啡馆里读书和写作。从他的作品里,我知道他读书和阅历都极广。童年和青年时期,他随父母在欧洲生活,遍览西方经典。世家子弟,祖父做过黎巴嫩的国防部长和总理。他的文字,在目睹祖国大半世纪的战乱之后,有了饱经沧桑的小苏格拉底学派的格调。黎巴嫩,两千年前已经做过世界霸主,中国以外古代三大文明和当代两大宗教的交汇之处,那儿的世家子弟在巴黎、伦敦、维也纳读书,相当于把自家扔出去的书给捡回来。与此相比,眼下在西方的大学里求学的人,多数是专才而非通才。这肯定是西方教育制度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是我们自己教育制度的严重或更严重的问题。假如小时候缺乏通才教育,在大学里未经反省就被人家全心全意地培养为单纯的专才,我认为,你很惨。假如你恰好还在数学和金融学领域,我劝你读塔勒布的书,否则你怎么知道你很惨呢?

  总而言之,一位作者,来自黎巴嫩那样的城市,有了如上所说的身世与经历,他写的书,就算是畅销书,很通俗,但其中的深意,未必是浮华世界的大众轻易能够理解的,尤其不能靠了他所提及的那些知识就读懂他提及而不予详述的深意。

  其次,也是这篇书评的主旨,我要介绍演化理论——我认为这是读懂塔勒布这两部作品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我要探讨演化社会理论的两项根本的性质,其一与演化环境所含的“不确定性”有关,其二与生命为应付环境不确定性而迸发的“创造”有关。省力的办法,我可以列举一些专门论述这两性质的著作或术语,例如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发生哲学”,霍兰德的《涌现》,埃克尔斯的《脑的演化:意识的发生》,当然还有收入《哈耶克文选》的“复杂现象论”。费力的办法,当然就是继续写这篇书评。我费力,读者也费力。

  艾智仁,这个名字出自他的学生张五常,港台报章常有直译为“埃尔西安”或“阿尔仙”的,不如“智仁”令人印象深刻。艾智仁的名篇之一,……啰嗦几句,那时候的学者不喜发表论文。如欧洲学院派的样子,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小圈子里勤于思辨与讨论,但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将平日论辩所得的看法节略发表,呈现为“不屑一顾”的姿态——不是为了要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只因为那时学术的规模不像如今这样庞大,当然也就不会像养鸡场生产鸡蛋那样生产学术文章。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通信,确实是科学家们私人信札的延伸,其中的报道,以“有趣”为标准。艾智仁文章很少,他借以发表文章的那些刊物似乎也未经挑选,但篇篇都重要。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发表于1950年,“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发表后几乎立刻被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拿来作了为“经济学理性”假设辩护的最坚硬的盾牌。注意,有不同的理性。此处,是“经济学理性”。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它的重要论点之一,确实可以当作经济学家为理性假设辩护的依据,虽然需要修正,不过它的其它重要论点与这一辩护关系不大,反而有要颠覆这一辩护的架势。

  让我转述一个艾智仁讲的故事,以中国人熟悉的城市为例。假设一群数目足够大的旅行者,从广州驾车出行,目的地是北京,假设有许多不同路线由广州至北京,假设在这许多不同路线中,只有一条路线是有加油站的,但出发时没有人知道哪条路线有加油站。我们这群经济学家,在北京,要观察到半途“灭火”的驾车者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观察到那些幸运地遇到了加油站的驾车者。由此,艾智仁论证:(1)经济学家不妨假设,在“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中,那些生存下来并被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好像是理性的”(as-if rational),因为他们“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线;(2)于是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论证我们观察到的驾车者们如何具备了“决断力”或“高瞻远瞩的眼界”或“坚忍不拔的性格”等等;(3)但是,艾智仁接着假设,上帝突然改变了加油站的分布图以致原来有加油站的路线现在没有加油站了。那么,我们在北京观察到并加以论证的驾车者们的性格、远见、理性能力,会突然之间变得毫不相关。另一批经济学家会提出另外的理性化模型,试图解释新来的优胜者们“何以成功地从广州抵达北京”,其中可以有许多新的“统计显著的”细节,例如,他们可能喜欢沿城市而不是沿乡村旅行,他们可能保持着某种独特的个人习惯,他们的情商显著高于失败者,他们……。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上帝掷骰子的另一次结果。

  基于上述,艾智仁的结论之一是:经济学家可能做的事情是指出,基于他们的观察,当世界从X改变为Y时,对应地,优胜者的行为模式将从A改变为B。换句话说,假设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的集合W,假设人类的各种可能的行为模式的集合Z,则人类可能获得的理性解释是从W到Z的一些映射F,或从Z到W的一些映射G。作为对比,政治家们的意图是要借助于Z之内的一些元素来实现W之内的一些元素。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告诉政治家们,他们的何种意图,由于F或G的作用,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类几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预测未来的历史进程。首先,按照塔勒布的定义,“历史”是事后有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事后的影响,当然要包括对人类的思想影响——这是波普的看法,据此,他写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观念可以改变行为,于是人类历史不可能被事前严格地决定。所以,假如有人打算用一组微分方程刻画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并向你推销未来必定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利空”或“利好”消息,切莫轻信。波普和哈耶克相信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非严格决定论”——未来不能被严格地预测但不是完全地不可预测。

  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严格预测未来的诸多因素之一,脑科学家埃克尔斯论证,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不确定性。意识是怎样发生的?埃克尔斯认为,意识发生之不确定性,完全在于脑内数百亿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这些相互作用的关键环节——“突触间隙”(synapses),这是发生在大约10纳米左右的距离(间隙)之内的事情,这样小的尺度,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应用范围。所以,不论未来可能出现功能多么强大的观察手段和计算机,人类不可能准确测量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数百亿突触间隙之内的事情。观念的发生是不可预期的,观念对未来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预期的。生物演化越是处于观念对行为的影响超过了环境对行为的影响的阶段,对未来演化路径的准确预测就越是不可能。

  可预测的未来,就我们人类可怜的认知能力与理性能力而言,是连续的,或者,是服从“连续性假设”的未来。我们不能预测的未来,是不连续的,或者是“突变”的。

  连续的历史当然也可以有不确定性,严格地说,是“风险”(risk)——可以用诸如“高斯分布”这样的概率模型来预测。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今天我们称为“模糊性”(ambiguity),它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不会重复发生。凯莫罗和许明200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脑科学实验表明,对于模糊性事件,不仅难以界定客观概率,而且难以界定主观概率——因为不满足“规范性”和“可加性”。

  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假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张东荪曾介绍柏格森“创化论”,并提出他自己的认识论。台湾有一位学者曾论证,张东荪的认识论超越了金岳霖的认识论。我手边有一部原版的张东荪著作,翻开脆黄的书页,我曾读过他的“突创”概念——相当于今天的“涌现”与“创造”之合取。不论如何,由于未来之不可预测性来源于突变而不是渐变,我们的好奇心和理性化倾向让我们简直无法不关注“突变”(或“突创”)。

  关于突变,著名的“幂律”告诉我们:越是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并且如果我们将一切有意义的事件按照它们的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序,同时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从小到大排序,又如果这两排序都有它们的以10为底的对数坐标,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条向右上角倾斜的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取决于被观察的事件的类别。例如,互联网站的“人气”,以某一方式测度,可从大到小排序,那么,根据某些研究(参阅《预知社会》),这一幂律的直线有一固定斜率,设为S。如果S是3,就意味着,从1000个每日点击率在500以下的网站,大约涌现出1个点击率在5000左右的网站。类似地,从1000个每日点击率在5000左右的网站,大约涌现出每日点击率在5万左右的网站。或者,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地震事件,那么,我们不妨预期,从每100次三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次四级地震,从每100次四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次五级地震,……从每100次六级地震中可能涌现出1次七级地震。又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原创性的观念,我们不妨预期,从100个意义较小的新观念里,或许有1个意义较大的新观念,而且每100个意义较大的新观念里,或许涌现出1个意义重大的新观念。

  其实,上述的原理也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根据。历史是一系列的断层(突变),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断层里的人可以由保存至今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模式去推测以前断层里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既然是断层,就意味着知识传统的隔绝。你必须摆脱今天的传统,另寻其它传统,否则你无从知晓当代断层之前断层里的主流知识。在既有传统之内的一切观念都不是新观念,故而不能运用幂律。你必须创造,而且必须创造足够多的新观念,为了从中能够涌现出若干重要观念。对于人类历史而言,这些重要观念也就是海勒(Agnes Heller)所谓“文化创造”,是创造者被生存逼迫到无处可走时迸发出来的生命原始力量的创造。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依不饶非要知道当代断层以前的某一断层里发生过的重大的知识事件,你可能必须让自己陷入疯狂状态,将你自己逼迫到理性方式绝无可能应付的境地,然后,偶然地(以幂律描述的或然性),意义重大的体验降临了。

  再换句话说,割断历史感,为了获得历史感。这是疯话,但你应当试着体悟这种疯话,否则你读不懂塔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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